定量会计的需要

古代官僚主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所说的“nosphomeric”^[11]。也许读者以前从未见过这个词，我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它是我发明的。它把我带回到抗战期间贵州省的一个地方，在那里，香港主教的卡车发生故障（就像司机过去常说的“抛锚”），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山间小镇安南（Annan）停留几天。那时，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贪污和压榨”的问题，“当然，‘老中国通’会花上几个小时讲述中国传统社会中各个阶层的贪污和压榨，我自己也在很多情况下遇到过。比方说，我在甘肃见过一位老县长，这位老县长常跟我说，从前的状元当上八府巡按后，到了各个地方，会被宴请一顿饭，碗筷都是银子做的，吃完了就把这些东西送到他家里去。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这是公认的惯例。这是他的“回扣”（rake-off），一切都很顺利，只要人们拿的回扣不超过他们应得的，或者故作“清廉”地拒绝这些东西，从而破坏惯例，一切都会很顺利。这是社会运行方式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社会，“升官发财”是一种标准说法，很明显，这不应该被称为“贪污和压榨”，因为这是一个非货币社会的运作方式。中国自古以来，赋税都是在边陲征收，以实物形式，即用装载着大米或其他谷物或成捆丝绸的船送到京城，而且大多数朝代惯例是不给地方官员足够的俸禄，因此，很明显，地方官员唯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拿走百分之十或其他百分之几的回扣，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因此我对罗纳德·霍尔主教（Bishop Ronald Hall）说：“我们想要的是一个不带贬义的词来形容贪污和压榨？”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他离开后，我起床时发现门缝下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使徒行传）第一章（Acts，V.1）”。当我拿起一本圣经去查时，我发现这是亚拿尼亚（Ananias）和撒非喇（Sapphira）的故事，他们把本应捐给教会的钱，扣留了一部分。虽然圣彼得（St.Peter）不同意这样做，这会对贫穷的捐助者造成严重影响，但文本中使用的这个词本身没有不好的含义。所以，nosphizein 意思是“没收”，而 meros，意思是“一部分”，合起来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词。因此，我发明并且提议使用nosphomeric hydraulic（见第六节）这个术语来描绘“亚洲官僚机构”。

这一切和这一部分主题有什么关系？只是为了说明一点，如果从旧社会转型为现代国家，行政“道德”的深刻变化必须伴随着社会和产业的变革。抗战时期，我认识许多中国人，他们不关心旧社会的运转，他们认为旧社会的风气完全不符合现代要求，他们实际上是所谓“定量会计”的信仰者。例如，实际上他们只收到8台发电机，他们就决不肯签字说他们收到10台。我认识一些工程师，他们为此丢了工作，结果跟国民党闹得很不愉快。这些人都是优秀的工程师，对共产主义知之甚少，而且往往与政治无关。但他们确实是我们所说的新道德观念的先驱。这是共产主义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直接源于新社会的建立。这种道德观念与资本主义早期兴起的商业道德的新思潮并无不同，当时清教徒道德（puritan morals）与定量会计之间存在着类似的联系。但这种比喻处于不同层面上；在中国，新的精英阶层并没有建立在旧基础上。事实上，它们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们只适合于以自然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只能通过定量的测量和非人格化的计算来实现，尽管并非因此而非人格化；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那样，新的道德还是源于儒家思想，是一个社会特有的伦理附属物或上层建筑，这个社会很可能重视“水利建设”，但在新技术时代（a neo-technic age），再也不能“提取回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