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面影响
1.泛化的意见领袖扩大红色文化传播范围
麦克卢汉曾提出过一个传播学经典理论——媒介即隐喻。他意指，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将带来新的传媒环境。互联网、人工智能的诞生与运用，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想象。例如，传感器、无人机的使用使得采访变得智能化，新闻写作机器人解放了记者的双手等。新媒体环境下媒介生态的改变从多个维度展现，其中传播主体泛化便是一个明显的特征。
互联网让人人都有了麦克风，正如喻国明教授所言，互联网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权力结构。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时代如今天这样，能让普通个体拥有如此之大的话语权。[5]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已破9亿，在网络中，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每个人都是媒体，可以发表自己的声音。在爱国情怀的驱使下，人们自发地在各自社交平台的账号上传播自己记忆中的红色故事。例如，人们去红色旅游景点时发布在抖音、微博等上的内容，不仅记录了自己的生活，更传播了红色文化，这就是主体泛化的一个实例。
新媒介环境下传统的意见领袖理论也发生了变化，拉扎斯菲尔德所言的意见领袖通常是处于初级群体中的且和群体内的成员保持着十分亲密关系的一类人。而在新媒体时代，意见领袖的概念泛化，不单指那种处于初级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也包括那些在媒体平台中有着很多粉丝的人、在某专业领域很有声望的人等。
同时，由于网络打破了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出现了布尔迪厄所说的那种“学术快思手”之类的现象。不同领域之间的专业人士或者对某专业丝毫不了解的人进入某场域，出现了很多跨界型的意见领袖。新媒体的一大特点就是其连接性，将无限的内容和人连接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在新媒体平台上经常有很多文章、事件经意见领袖发布后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裂变传播，进而引起主流媒体关注，成为全国人民的议程。我们可以认为现在的意见领袖的传播力较之以前已经增强了很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中，其中传播力是基础。要将红色文化传播出去，传播渠道的畅通和布局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而意见领袖就是媒体布局的关键节点，所以意见领袖的圈层化特征有助于扩大红色文化传播的范围。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一批主流媒体在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共青团中央入驻B站；在一些重要节日里，各个明星微博大V转发官媒宣传红色文化的微博等。这样通过社交平台的意见领袖的扩散传播，极大地扩大了红色文化信息的传播范围，增强了其传播力。
2.情感化的表达可以增加红色文化传播的引导力
一系列热点事件一次次冲击受众的眼球、调动受众的情绪、冲击人们的认知。当人们一次次地希望用最朴素的情感维护心中所想的正义之时，新闻却再三地反转。与传统媒体时代理性的表达方式、相对稳定的新闻真实不同，新媒体环境下人们更愿意通过情感去认定心中所想的真相，这便是“后真相”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下，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6]于是，意见领袖的表达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与以往客观的叙述不同，如今的意见领袖更愿意诉诸主观情感。这与社会转型期矛盾加剧、贫富差距加大、人们宣泄自身情绪有关，更为重要的是情绪的直接宣泄比理性输出简单得多。于是出于本能，人们会选择表达情绪，而不是厘清逻辑、仔细分析。此外，情绪化的词汇更能引起人们关注和共鸣，利于事件的传播，有研究者通过分析《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移动内容产品的生产，进一步以“情感传播”模式加以概括，认为在媒体融合时代，主流媒体倾向于以“情感”为突破口，将新技术与宣传报道相融合，采取情感传播模式在多元传播主体共存的舆论场中“重夺麦克风”。[7]再如《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发布的“明天，你好”话题，采用情感化的表达方式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侠客岛以岛叔、岛妹自称，拉近了与读者的情感距离，获得了受众的喜爱。综上所述，也就不难理解如今意见领袖表达倾向于情绪化了。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调研时指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情感化的表达方式可以增加红色文化内容的趣味性，吸引受众的目光，进而增加红色文化的引导力。例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去世之时，设计美学达人“乌合麒麟”在网络上放出自己缅怀袁隆平先生的画作。画面上是老年与青年袁隆平先生在禾下乘凉，并配有袁隆平的原话，“我一直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世界梦”，并配上了“深切缅怀”这样情感化的词汇，一下子将人的情绪拉满，让人们在悲痛缅怀袁隆平院士之时，也为其求实、探索、创新的非凡人格所感动，增强了红色文化的引导力。
3.商业化的运作增强红色文化的影响力
意见领袖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商业化”。也就是说，现在很多意见领袖不是简单发表言论、传递信息，而是单独的“商业机构”。他们有自己的商业运营逻辑，目的是内容变现，从而实现盈利。例如，已经被封号的咪蒙系，主要通过人们的情感痛点来获取流量从而变现。还有越来越多的网红、明星成为人们口中的意见领袖，但是这些网红背后往往都有MCN机构、经纪公司孵化和运作，而让这些商业机构放弃盈利，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因此这些网红、明星也往往不可避免地遭受资本的裹挟和牵制。
商业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可以大量复制，正如机械复制时代理论中所提及的那样，复制的技术使产品大量扩张。虽然这样使得文化的灵韵、唯一性消失，但是因为其可以将原本高高在上的艺术解构，反而促使其大规模传播，从而让更多人得以接触到以往由于阶层、收入等现实原因接触不到的高雅文化产品。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意见领袖背后资本力量的逐利性，导致其用尽一切办法来扩大传播范围，收获更多流量。例如，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些网红和明星会通过买水军和营销号联动来增加点赞和转发评论数量，扩大其传播范围。
根据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文化循环”理论，红色文化意义符号的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不断实践得出的，后经过受众的转化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表征实践在红色文化形象符号的传播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意见领袖的商业化运作中赋予红色文化不同的元素，使其具有了新时代的新含义，更容易增加红色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进一步增加红色文化的影响力，使得传播内容入眼、入耳、入心。
意见领袖这一个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在新媒体时代下也焕发出蓬勃生机，其自身出现了概念泛化、跨界型意见领袖增多、影响力不断增大、表达方式趋于情感化、运作商业化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对红色文化传播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扩大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等，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