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运河》：身份联结的群像视角叙事

纪录片《我与大运河》中以群像视角为内视角，通过外视角的记录拍摄与全知视角的人物关系连接，以小见大，串联起人物故事与主题。该纪录片的全知视角的作用主要体现于起、承、合。起，即每一位新人物出现前，全知视角会进行引导叙事。承，是指在人物联结与故事关联的时候，全知视角起连接作用。合，即在每一集结束的时候，全知视角都会进行总结性的叙述。

群像视角的叙事经常是以点带面，通过选取典型人物或事件，客观展现某一类群体生活形态，进而反映某种社会现实状况或者一种人文现象，由此引发受众的关注与思考。^[15]内视角则经常表现为以片中人物视角经历、体验叙事过程。它能够带领观众走近片中人物的故事，给予观众身临其境的体验感。纪录片《我与大运河》制作组花费四年时间，遍寻运河流域沿经的城市，从拍摄到的上百个人物故事中择取了其中既符合主题又互有关联的24人作为群像内视角叙事主体。例如，年逾古稀的老北京摄影家刘世昭，时隔三十年再次骑行大运河，用他的镜头记录这几十年间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他带着三十年前拍摄的油饼师傅照片故地重游，在与当地居民的对话中，观众通过他的内视角感受到了运河沿岸人民、中国劳动人民的质朴之情。在“造物”这一集中，代表传统的高级工艺美术师仇庆年与年轻画家张虹洋因画而识，他们二人的视角展现出当下年轻人也在悄无声息中担起了运河文化的传承。他们不仅认可传统文化、运河文化，还对它怀有一份不输于老一辈人的热爱。

这些画面并不是分开的访谈，而是通过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将二者乃至多者进行联结，以他们的视角来看这些故事，感受他们与人、与运河的关联。纪录片以一种平视的方式聚焦人物生活，更能够贴近热爱运河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对于观众来说更有代入感，也更容易让叙事富有人情味。这种平视的群像叙事视角也摆脱了传统的、固有的显性刻板教化，通过隐性的情感交流使观众产生共情，获得普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