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与“悲歌”：河北电影中的燕赵风骨

特定的文化是有疆域概念的，文化的疆域特征体现为具象的文化景观、文化标志，也表现在无形的气质与风情之中。燕赵文化性格形成于战国末期。在邦国林立、大师并起的战国时期，面对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国家间激烈的竞争，各国统治者为了完成从分封制向君主官僚政治体制的过渡相继变法图强，以期经济发达、政治开明和文化繁荣，寻找自己的优势，培养自身的文化个性。跻身“战国七雄”的燕和赵，其业绩功勋也不可小觑。在变革图强、激烈竞争的过程中，燕赵地域条件所决定的胡汉交融的潜在基因及远古祖先遗传的潜意识积淀日益以显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在现实斗争中得到丰富和补充。燕赵文化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雄浑、追求进步的本色、不屈不挠的勇气、非凡的智慧和坚定的毅力，逐渐完善为燕赵文化的深层精神，即文化性格，并物化为燕赵的学术经典《荀子》。“如果说战国初期各国变法图强之际，燕赵性格得以孕育和培养，又以《荀子》进行了初步阐发和揭示，那么，到战国末期，燕赵儿女面对强秦压境，家破国亡的危险时刻所表现出的英雄壮举，则最终使燕赵文化性格发展成熟。”^[6]“慷慨悲歌”并非仅仅是刚烈、勇悍，其中还含有深沉的感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包含多么复杂的情感和难以言说的人生况味。“‘慷慨悲歌’，可阐释为：不惜牺牲的反抗精神，不欺其志的侠义性格，不媚流俗的豪爽情怀。”^[7]“慷慨悲歌”是对燕赵文化的集中概括，燕赵大地见证了很多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发生。例如，慷慨悲壮的荆轲刺秦王、文化融合典范的胡服骑射等，家喻户晓的成语“老马识途”“围魏救赵”“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实事求是”“金石为开”等，众多古代先贤伯夷、叔齐兄弟，战国时思想家、教育家荀况，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清朝思想家、教育家颜元等，这些历史事件、成语典故、古代圣贤都彰显了河北大地厚重的文化历史积淀。

河北电影在古代历史的取材中，备受导演关注的历史事件是“荆轲刺秦王”，很多电影表现内容和剧情推衍都离不开这段悲壮的历史，这则历史故事将燕赵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陈凯歌执导的影片《荆轲刺秦王》（1999）中，“悲歌起易水，壮士出燕赵”，以燕国名士荆轲为创作题材。在影片中，荆轲极其孤傲，重义守信，在得知自己的身份可能已然暴露之时，依然决定孤身上殿，寻找刺杀秦王的时机。在这一段中，张丰毅饰演的荆轲视死如归、目光坚定，把燕赵儿女的侠义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在电影中，赵国孤儿们在面对秦王时，不仅没有害怕，反而目光炯炯，死死盯着秦王，刻进赵国人基因的英雄侠义气概尽显。在电影《神医扁鹊》（1985）中，扁鹊一生心怀天下，不贪图荣华富贵，不计名利，常年风餐露宿，奔波在外行医。扁鹊为增进医术，周游列国，在行医的路上扁鹊替百姓治愈瘟疫、救助太子、揭露巫术、劝解齐王早日就医等。扁鹊虽屡次遭遇嫉妒和追杀，但他没有向权势妥协，依然践行着治病救人的医德。电影中扁鹊曾救助过一个身患瘟疫的穷苦百姓老石公，在扁鹊被追杀之时，老石公毅然穿上扁鹊的衣服引开追兵。身份地位低微的小人物与不畏生死的英雄大义相得益彰，凸显河北儿女与生俱来的英雄气概。电影《董存瑞》（1955）通过影像语言凸显出河北人民传承与发扬燕赵精神，董存瑞身上映照出了燕赵风骨。电影中董存瑞由一个顽皮、不守纪律的见习期的小八路军在战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解放战争的一场战斗中，董存瑞承担了炸毁碉堡、解放隆化的任务，为大部队反攻扫清障碍，在找不到地方放炸药之时，为了保障总攻的成功，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他不惜用身体托举起炸药，以身炸碉堡。电影中董存瑞呈现的精神与荆轲如出一辙，他们生活的年代虽然相差较远，但是这种舍生取义的大侠气概在燕赵儿女身上从未间断，一直传承发展。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时期，河北人民舍生取义、大义凛然，形成了鲜明的河北红色文化。燕赵风骨在《新儿女英雄传》（1951）、《鸡毛信》（1954）、《平原游击队》（1955）、《回民支队》（1957）、《狼牙山五壮士》（1958）、《战斗的青春》（1959）、《红旗谱》（1960）、《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小兵张嘎》（1963）、《地道战》（1965）、《平原作战》（1974）、《解放石家庄》（1981）、《新兵马强》（1981）、《剑吼长城东》（1990）、《烈火金刚》（1991）、《敌后武工队》（1995）、《浴血太行》（1996）、《平原枪声》（2001）、《走出西柏坡》（2001）、《太行山上》（2005）等影片中也得到生动体现，多彩纷呈的作品组成慷慨悲歌的交响，以雄浑苍凉的基调回荡在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回荡在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