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关于法治思考与实践的基本结论
（一）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1.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如何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一，通过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把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那样，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第二，既不做人民群众的命令主义者，也不做落后群众的尾巴主义者，坚持顺应人民正确要求和改造群众落后思想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既然是先锋队，那就一方面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变成一群孤独无援的人，另一方面也不能落后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成为人民群众中落后意识的代表，先锋队变成了落后队。
第三，当党的具体主张与人民的要求不一致时，或暂时搁置，进一步研究；或吸纳人民群众的合理意见；或做一下群众的思想工作，使其理解和赞成党的主张。
2.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就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又是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坚持好党内民主集中制是落实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党坚持不懈地丰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依靠和通过民主集中制，集中全党的智慧力量，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好，党就风清气正、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矛盾和问题就会滋生蔓延，党的风气就会受到损害，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挫折。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法宝，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37]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民主，可以防止专制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中，则可以防止无政府主义。
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用先进的理论指引人民行动
马克思主义只有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思想，使我们摆脱了全盘苏化的影响，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在建设和改革年代，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次次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真正动力。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产生出无穷的力量。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物质力量，才能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本质要求，而且是我们党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需要。
4.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统一
科学执政要求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一开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民主执政要求我们要把少数人开始掌握的真理通过宣传、交流，转变为多数人的共识；依法执政要求我们把多数人的民主共识法律化，做到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态度和方法的改变而改变。
（二）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苏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习近平同志在《求是》杂志2019年第7期发表的《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法律思想的深刻思考，更是对未来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正确方向的一种深刻阐释和宣示。
在党的历史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此后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右倾错误都与盲目信奉苏联模式，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斯大林的话神圣化有关；而最后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则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不全盘苏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我们照搬了苏联模式，出现了很多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到最后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彻底摆脱全盘苏化，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中国的经济进步难以和它的政治制度相分割。中国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构成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经济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采行以分权制衡制为核心，由多党竞争制、议会内阁制、三权分立等构成的西方政治体制难以取得的成效。
历史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民主法治现代化道路多种多样，每条道路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西方民主法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模式。
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有三：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个方面，规定和确保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属性和前进方向。
（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统一关系。党的领导意味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这是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党执政的宗旨，是检验党是否做到处处时时代表人民的一种程序制度。而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坚持党的领导避免了人民利益的碎片化，因为党整合了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最大公约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结合、执纪和执法相贯通是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依法治国实现良法善治的基础。一句话，党通过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统治；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治国防止了无政府主义的产生，实现了良法善治。
【注释】
[1]张希坡编著：《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2]董必武：《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页。
[3]董必武：《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把政法工作做得更好》，载《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424页。
[4]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8期。
[5]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4年9月16日。
[6]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8期。(https://www.daowen.com)
[7]《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0页。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光明日报》2013年6月25日。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这样划分的，它的依据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方法。
[10]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
[11]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6期。
[12]《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页。
[13]《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页。
[14]《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
[15]《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页。
[16]《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9页。
[17]《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22—623页。
[19]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8—9页。
[2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68—769页。
[2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3—24页。
[22]中国监察学会反腐倡廉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史话》，中国方正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23]张希坡编著：《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24]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页，第1316—1317页。
[25]毛泽东：《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5页。
[26]毛泽东：《目前我们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4页。
[27]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24页。
[28]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368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642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1页。
[31]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0—1091页。
[3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4]王东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伟大创造》，《经济日报》2019年11月14日；洪银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优势》，《红旗文稿》2020年第1期。
[35]《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36]郑若瀚：《脱贫攻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伟大实践》，《人民日报》2021年4月1日第11版。
[37]仲祖文：《坚持民主集中制》，《求是》2015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