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人权保障立法及实践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仅在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了保障人权，还专门制定了保障人权的法律。
（一）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
《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于1940年11月11日由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公布并施行。在中国历史上，早在清政府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就已经出现了人权保障的内容，但从未有过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以“人权保障条例”为名的专门人权保障条例。
制定这个条例主要有两大原因。[85]第一，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制定的时期正处于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历史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受到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夹击，面临的战争环境和政治环境相当严酷，在这种状况下，颁布并实施《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根据地的必要举措。第二，防谍斗争中出现了湖西“肃托”等许多错捕乱杀事件。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将中国托派称之为“汉奸”。中共山东分局并一度把“肃托”当作锄奸工作的中心来抓，在湖西“肃托”中，审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这些行为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和党内外人士的反思，使得《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得以制定和实施。
《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的主要内容如下：[86]
1.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
2.中华民国人民均享有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但汉奸及褫夺公权者不在此例。
3.在不违害抗战范围内，人民有下列之自由；身体与抗日武装之自由；居住与迁徙之自由；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之自由；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这些自由非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及抗战法令，不得限制之。
4.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
5.凡人民因犯罪嫌疑有逮捕之必要者，非持有逮捕状不得逮捕之。县以上政权机关，团以上之军事机关，始有签发逮捕状之权。
6.区，乡，村政府及各群众团体，除对现行犯及涉有重大嫌疑而有逃亡之虞者外，不得迳行逮捕或拘禁。
7.凡经判处死刑之罪犯，非经主任公署批准后不得执行，若无主任公署之地区，须得专员公署之批准，县政府不得迳行执行。
8.凡各级政府公务人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惩办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得就其听受损害依法请求赔偿。
上述该条例规定“凡经判处死刑之罪犯，非经主任公署批准后不得执行，若无主任公署之地区，须得专员公署之批准，县政府不得迳行执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死刑的慎重态度。
（二）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2年2月公布。主要内容是：[87]
1.人民之人权、财权不受非法之侵害为目的。
2.人民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及思想信仰之自由，享有平等之民主权利。
3.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及依法治使用及受益自由权（包括土地房屋债权及一切资财）。
4.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权。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
5.租佃及债权债务双方，须遵照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一切租佃债约的缔结，须依双方自愿。
6.人民之财产、住宅，除因公益有特别法令规定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非法征收、查封、侵入或搜捕。
7.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执行其职务外，任何部队机关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处罚，但现行犯不在此例。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
8.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逮捕人犯应有充分证据，以法定手续执行。
9.非司法或公安职权之机关、军队、团体或个人，拘获现行犯时，须于24小时内连同证据送交有检察职权或公安机关依法办理。接受犯人之检察或公安机关应于24小时内侦讯。
10.逮捕人犯不准施以侮辱、殴打及刑讯逼供、强迫自首，审判采证据主义，不重口供。
11.司法机关审理民刑案件从传到之日起，30日内必须作出判决之，以免当事人遭受积延讼累。但有特殊情形，不能及时审判者不在此例。
12.司法机关受理民事案件非抗传或不执行判决及有特殊情形时，不得扣押。
13.除戒严时期外，非现役军人犯罪不受军法审判，如果军人与人民发生争讼时，刑事案件在侦审完结后，军人交军法处，非军人送司法机关依法裁判，民事诉讼则由司法机关办理。
14.人民诉讼，司法机关不得收受任何费用。
15.被捕人犯之财务非经判决不得没收，并不得调换或任意损坏。
16.区乡政府对该管区居民争讼事件，得有双方当事人之同意为之调解。如不服调解时，当事人得自由向司法机关告诉，不得阻拦或越权加以任何之处分。(https://www.daowen.com)
17.区级以下政府对违警以外任何案件，仅可进行侦察及调解，绝无审问、拘留与处决权。
18.边区人民不服审判机关判决之案件，得依法按级上诉。
19.各级审判机关判决死刑案件。已逾上诉期限而不上诉者，须呈报边区政府审判批准方可执行。但有战争紧急情形，不在此限。
20.边区人民曾因反对边区逃亡在外者，自愿遵守边区法令，返回边区，一律不究既往，并受法律之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既规定要减租减息，同时还要求佃户交租交息，这表明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后，中国共产党对阶级矛盾采取了调节态度；条例规定“人民诉讼，司法机关不得收受任何费用”，表明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运用到了司法领域；条例规定死刑案件“已逾上诉期限而不上诉者，须呈报边区政府审判批准方可执行”，表明中国共产党慎刑思想。当然，该条例第7条规定除司法机关之外，部队机关团体对现行犯也可以加以逮捕、审问、处罚，不符合人权司法保障原则，但考虑到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性，也情有可原。
（三）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
1943年2月21日，《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由渤海区行政委员会决议后公布施行，并经渤海区参议会追认，报山东省行委会备案，这是中国第一份地方人权保障条例的实施细则。内容主要如下：[88]
1.人民之身体、财产及其他一切之合法自由权利，非有法令的根据，任何部队、机关、团体及群众武装不得任意侵犯。在争夺区或新辟地区，严禁以任何名义、借口，乱行捕杀、吊打、掳架、就地处理等破坏政策的举动，违者依其所犯法条加重一半处罚。
2.人民身体、财产之自由，应受法律保障。仅县以上之公安、司法机关得依法审问处理之，其他任何部队、团体及个人，绝对不许越权强行审理处断，违者无效。在敌后战时紧急情况下，在押犯人如确有充分证据足以证明其应处死刑，或以呈请上级审核死刑尚未复示者，县以上政府于受敌包围或追击中，为脱离危险不得已时，得机动处理之。但须事后立即呈报上级审核，如有违误，应负法定责任。
3.关于保障人权，财权之重大犯罪，如有挟嫌诬告、捏造证据或栽赃陷害者，予以反坐处罚。
4.人民有犯罪嫌疑，有权逮捕之部队（团级以上部队）、机关，应依法定手续，考虑嫌疑轻重，慎重办理，不得轻易逮捕、拘禁。有权部队对被捕之人犯无审判权，应依法速送该管公安，司法机关处理、逮捕、拘禁时，以有犯罪嫌疑人之本人为限。所有嫌疑人之家属亲友等，非有共犯或藏匿、故纵等显著情事，不得无故株连，违者应负法定罪责。
5.人民被非法逮捕、拘禁者，得由本人或其亲属向该管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声请提审。受声请之机关核准后，应立即通知该逮捕、拘禁机关，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不得拒绝，同时并得通知其上级机关注意监督执行。
6.下列人犯、不论何人均得不用捕票迳行逮捕之，但须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管理公安或司法机关处理之。其因战争环境或特殊事故受阻碍时，得扣除时日计算，逾期不送，以妨害自由论罪。（1）敌探汉奸罪迹显露，有逃亡之虞者。（2）现行犯。（3）准现行犯。一是持有凶器、赃物或其他物件，露犯罪痕迹，显可疑为犯罪人者。二是被人追呼为犯罪人者。（4）通缉中之犯人。
7.除前条所列入犯外，对其他嫌疑人，如认为须直接讯问本人者，应先用传票传唤之；其有逮捕之必要时，须由有权部队或政府之公安、司法机关签发捕票，始得执行。
8.执行逮捕在不妨碍军政机密原则下，应于捕获本人后出示捕票，并告知其最近亲属及该管村长或邻户。
9.执行逮捕，必要时得当场迳行搜索犯人之身体及附近疑有藏匿赃物之场所。此外其他之搜索，非有搜索令不得为之。
10.搜索以获得犯罪证据或没收物为目的，办案负责干部得亲自搜索或发布搜索令，指挥一定人员执行之。搜索物件应行带案者，应出立收据，交原主收存。此外任何物品，绝对不许随意携取，并应取具户主及在场证人之甘结，以资证明，违者依法严惩之。
11.搜索妇女之身体，应令妇女为之，特殊情形例外。
12.逮捕、拘禁之犯人，应即时审讯，至迟不得逾一日。该被捕人犯，如证明无犯罪行为时，应立即释放，并解释安慰之。
13.审讯人犯不得专靠口供定案，严禁刑讯或其他不正当方法逼供骗供，违者以刑法渎职及妨害自由各条，加重论罪。
14.审讯人犯应尽量使其自由陈述，并详记笔录。讯毕应当场朗读，令听明无讹后，着其紧接签押或按手印于笔录行末之后，不得事后删略或篡改，或另一白纸令其签押。笔录须记明审讯期日、地点，并由主审及记录人员签名盖章。
15.搜索扣押之财物、赃物，除依法应由有权机关裁判批准没收者外，其他物品均应及早发还原主，不得任意扣留或滥权处理。
16.犯人之看押，应以适当之方法管束之，为防止脱逃得加以戒具，其违犯审讯或看守规则者，经首长批准，得施以有效必要之处罚。
17.看守所对于捕犯，应经常施以政治动员及个别感化教育，期其改过迁善。
18.押犯食粮、菜金及学习、卫生等权利，应按犯人供给标准待遇之，不得加以任何克扣与虐待，病重者应尽量准许保外医治，一般的犯人经准许者并得接见亲友、收受药品，但须经过监视或检查。
19.案件审讯终结后，应综合所得证据，具体准确制成判词，向犯人宣告。除终审级外，如有不服，应准上诉。一经合法上诉，即应检齐卷证，送请上级审判，其判决确定者，由原办机关负责人与行政首长连署，呈请上级审核，非经批准不得执行。凡各级司法机关判处之二年以上徒刑之案件，虽当事人不上诉，其判处机关亦应送请高级审判分处复审；复审机关务将事实与罪行详加审核有无违背政策，分别准驳，并根据具体材料详为指示。
20.执行死刑得用枪毙，处决后，除特殊情形外，应立即通知其亲属领尸殓葬，如无尸亲认领，执行机关应负责掩埋之。
21.凡非病死或发现可疑之尸体，应报告该管公安局检验，非经准许不得掩埋。如因尸体发现犯罪时，公安局应通知该管司法机关，邀同法医或检验员莅场勘验后，核准掩埋。
22.盗赃及遗失物所有主不明者，应交公安局布告限期招领，逾期无人承领，除发给拾物人全部或一部分外，应予没收归公。
该条例值得注意的有：一是对罪犯的人道主义待遇，如规定“押犯食粮、菜金及学习、卫生等权利，应按犯人供给标准待遇之，不得加以任何克扣与虐待，病重者应尽量准许保外医治，一般的犯人经准许者并得接见亲友，收受药品，但须经过监视或检查”；二是注意通过教育手段改造罪犯，如规定“看守所对于捕犯，应经常施以政治动员及个别感化教育，期其改过迁善”；三是注意执法过程公正透明。如规定搜查嫌疑人住处时应有同户居住人或其他证人在场证明；逮捕犯罪嫌疑人要出示捕票，并告知其最近亲属及该管村长或邻户；四是规定“盗赃及遗失物所有主不明者，应交公安局布告限期招领，逾期无人承领，除发给拾物人全部或一部分外，应予没收归公”，这是典型的现代民法思维和做法，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较深的法学造诣。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受到日、伪、顽的多重夹击。在此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仍认真执行《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组织专人到一些地区，对错杀、错捕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纠正，督促条例的贯彻落实。主持制定《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的清河、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在《简述清河民主建设》一文中说：“我们执行了保障人权的法令，取消了任何连保制度的残余，减租减息之后保证交租交息，我们不但保证了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政权，也保护了地主的合法权益……”[89]山东抗日根据地1943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在罗荣桓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采取了有别于延安模式而符合山东实际的方式，只整风不整人，保护了大批干部，是全国唯一没有搞“抢救”运动的抗日根据地，为维护法制、保障人权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对山东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