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释法说理、方便群众为特征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一）释法说理、方便群众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
1943年，马锡五同志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亲自审理案件，经常带卷下乡，调查研究，进行巡回审判，及时纠正一些错案，解决了一些缠讼多年的疑难案件，因而受到群众欢迎。人们把这种贯彻群众路线，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办案方法，亲切地称之为“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是：（1）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2）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3）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拘形式；（4）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廉洁公正。
“马锡五审判方式”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步骤：查明案件事实；听取群众意见；形成解决方案，说服当事人接受。“马锡五审判方式”为当时广大老百姓所接受和推崇，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其中许多具体原则和做法以后被直接运用于新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二）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重视法治的一个典型判例
一些同志误认为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革命战争年代的人民司法是一种“大众司法”而非“精英司法”，因而存在讲法律不够的缺点。但揆诸史料，并非如此。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1943年6月29日，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下达了这样一份死刑复核判决书：
晋冀鲁豫边区高等法院刑事覆判判决书 检字第1143号
被告郭友则，年22岁，壶关道安村人。
被告郭贵法，男，年37岁，壶关道安村人。
上列被告。因通奸预谋杀害本夫事件，经本院覆判如下。
主文
郭友则、郭贵法因通奸盗用军火地雷，预谋杀害郭怀兴，并危及边区治安等行为，均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事实
郭友则系本案被害人郭怀兴之妻。于民国23年结婚。三年前。即公开与郭贵法勾结通奸，二人企图设法结为夫妻，遂屡起谋害本夫郭怀兴之心，及至本年二月初六日，即决定谋杀之计，当晚由郭有则秘赴其娘家哥处。（她哥任村武委会主任）盗取地雷一枚，交付郭贵法携带。自己拿着木板等物，于夜深人静之时，二人秘将地雷埋伏在郭怀兴送分粪所经之路口，待其路过炸死，以完成结婚之愿，翌日郭怀兴果中其计，地雷踏响，重伤数处。左眼被炸失明，虽未毙命。已近残废。后经壶关县政府破获，判处极刑，送本院覆判。是为本案之事实。
理由
政府为什么判了他们的死刑？(https://www.daowen.com)
1.主要是扰乱边区治安，危害广大群众：郭有则、郭贵法二人将地雷埋伏于路口，埋放时间（自埋好到爆炸达）六小时之多。埋放地点适为必经之要路，虽主观企图仅在炸死郭怀兴个人，但客观上随时有炸死我广大群众，及军政人员之危险。特别壶关乃边沿地区，敌寇奔袭出扰，我方军民均须夜间转移，军队攻击敌人，亦须夜间行军，设若不幸在我军民转移或行军之际，取道经此，地雷爆炸，则杀害之大，尚堪设想。其方式之毒辣，罪行之结果，已与一般的普通杀人案有基本之区别。
2.通奸预谋杀人：该犯等通奸数年之久，本夫郭怀兴一贯隐忍不言，竟更一步生谋害之心，亲将地雷埋于郭怀兴路过之处，待其炸死，以便结婚，虽郭怀兴身伤未死，但该共同埋放地雷、共同预谋杀人之行为，供证确凿，已完全成立。
3.盗取军火危害抗战：时值根据地物质困难之际，尤其军火制造不易，该犯竟偷盗杀死敌人之军火，杀伤自己人民。不但消耗我们之军火，而且杀伤我抗日人民，破坏军事工作，危及抗战。
总之，本案判处之根据及理由，因其杀人方式之毒辣，波及范围之广，罪行可能危害边区之大，不能简单认为普通刑事之杀人未遂，而即以此论罪之定刑。此为本案量刑之重要关键，必须充分说明之。至于用地雷杀人，虽法无明文，但根据边区危害军队及妨害军事工作治罪条例之精神，从重论处，处以死刑，则毫无疑问。合以刑法第239条、第271条、第187条，及边区危害军队及妨碍军事工作治罪条例，第二条第四款、刑法第51条第二项、第37条，和刑诉法第291条之各规定、覆判如主文。
高等法院军检处
审判长推事杜青史
推事梁朝俊
书记李朴
中华民国32年6月29日
（选自晋冀鲁豫边区司法通讯创刊号）
第一，这份判决书具有清晰的罪责刑相适应理念。即：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罚当其罪，罪刑相称。罪刑均衡原则的表现之一，就是设立轻重不同的量刑幅度，使得司法机关可以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社会危险性大小而对犯罪人判处适当的刑罚。这份判决书从危害公共安全、共同预谋杀人及窃取军火三个方面，指出罪犯的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其方式之毒辣，罪行之结果，已与一般的普通杀人案有基本之区别”。这是对其从严惩处的重要法律依据。
第二，这份判决书的最大亮点是“理由”部分。释法说理是对判决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判决书对虽然杀人未遂，但为何要重判死刑，从作案手段、作案原因、是否有预谋以及危害性等各个方面，作了详细阐释。说理部分从危害公共安全、共同预谋杀人及窃取军火三个方面的社会危害性论述，充分有力；适用法条先引用刑法，再引用条例，最后引用刑诉法，层次分明，这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称得上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即使在今天，也算是一份合格的裁判文书。尤其是判决理由部分，法官没有仅从杀人偿命这点来简单处理，反而是从犯罪细节论证了社会危害性，结合了当时根据地的形势与政策加以论述，比我们现在许多裁判文书都写得更充分，值得学习。现在一些法院的死刑判决书写得较简单，表述多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判死刑。释法说理不够充分。
当然，今天的刑事立法技术和刑罚适用技术较之过去前进了许多。若按今天的要求，这份判决书还有值得改进之处，例如，判决书主文没有对牵连犯及竞合犯的刑法处罚原则的说明。本案两名被告人为了杀死郭友则之夫郭怀兴，先是盗窃军用地雷，之后将地雷埋在路口，郭怀兴路过踩踏地雷，身负重伤。从现代刑法学原理来看，盗窃军用地雷系杀人这一目的牵连出来的犯罪行为；而在路口埋地雷，虽然为了杀死郭怀兴一人（故意杀人罪），但两名被告人对可能殃及无辜百姓生命又存在放任的间接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一个行为触犯两种罪名，系竞合犯。对于竞合犯，我国刑法的处罚原则一般择一重罪处罚。对于牵连犯，如果能够查明系出于两种目的而实施的两种行为，可以数罪并罚。而这份判决书并没有体现择一重罪和数罪并罚的刑法原则。这完全是今天的刑法理念，不能苛求于78年前的前辈。
总之，瑕不掩瑜，78年前的革命根据地的一份判决书，放到今天，也是合格的裁判文书，并且在释法说理方面，比今天许多同类裁判文书还要优秀。这表明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法律素质和法律理念，是不可低估的，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新民主主义法制的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审判领域的体现。在当时革命根据地常常处于被扫荡、拉锯、割据状态，物质不富裕，不可能有和平年代那样固定、精致的法庭，也不可能有群众非常熟悉的法条，要让群众服判息诉，首先是法官马锡五要有令人信服的魅力，所以马锡五要带卷下乡，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群众中建立崇高的个人魅力。说白了，那时群众不可能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但相信马锡五的人格魅力，相信马锡五那种用人们理解的天理、人情和国法相结合的方式来审理案件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