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制度改革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推动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除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之外，经济领域率先冲破“两个凡是”的禁区，在纠正“左”倾错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方面实施了一系列过去曾被错误批判的措施，而农村则催生了农业经营方式的重大变革。

1978年3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一篇《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文章。邓小平认为，文章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并指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解决，有些制度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4月30日，他就这篇文章的修改谈了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权利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讲清楚，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2]这篇文章经李先念审阅后，于5月5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全面论证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阐述了按劳分配的各种劳动报酬形式，清理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错误和混乱。这场讨论还进一步涉及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问题。5月22日，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谬论，文章针对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它的发展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可以利用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为自己服务。在按劳分配问题讨论的推动下，1978年5月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逐步改善职工生活的方针，有条件有步骤地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11月25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的规定，允许完成国家计划的企业提取一定数量的利润作为企业基金，用于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和奖励职工。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特点，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文件公布后，立即在全省农村受到热烈拥护，其中最欢迎的一条就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1978年2月5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向新华社记者谈到，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质上是个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发扬民主的大问题。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这是我们过去农村工作中许多错误的根源，历史上的教训太深刻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3](https://www.daowen.com)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省遇到百年罕见的大旱。省委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耕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收公粮，不派统购任务。在实行“借地度荒”的过程中，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的部分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想起20世纪60年代初实行的“责任田”，索性再度搞起包产到户，这一消息引起了一些干部的震惊，担心再背上“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针对这种担心，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会议上鼓励大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4]根据万里的意见，省委没有像过去那样对包产到户马上禁止，也没有匆忙作出结论，而是决定先派人去实地调查，这使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做法受到保护。此后，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又悄悄地把耕地全部分到农户，允许各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包干到户的做法更彻底地改变了人民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生产管理体制。

1978年夏季以后，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影响下明显加快了步伐，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这些进展同思想理论界的大讨论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汇成一股解放思想的潮流，对“两个凡是”的禁区，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加速了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