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领导地位和质量强党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下，党内右倾思想在某些地方出现，主要表现是：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无原则的迁就退让；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把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个别地区的红军部队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以致在改编时被国民党包围缴械；军队中个别人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政府；有的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90]这种右的倾向违反独立自主原则，不利于保持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必须纠正这种倾向。
为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91]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虽然对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都给予批判，但着重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思想，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要实现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抗日战线的领导，又要照顾同盟者、统战对象的利益，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中国共产党提出主要不靠人数众多而要靠提高党员质量，在政权和选举中靠党员的影响力，执行正确的政策，进而实现党的领导。
（一）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组织原则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是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当日，中共中央便发出了这一《指示》。[92]《指示》规定，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指示》强调，在“三三制”条件下，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的有效方法，是让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高于别人。有了这一点，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追求人数优势。所谓领导权，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在“三三制”的抗日民主制政权中，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在“三三制”为原则的抗日民主制政权中，必须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指示》强调，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
“三三制”原则在边区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例如，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共产党人忠实执行“三三制”原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应。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93](https://www.daowen.com)
（二）要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
《论政策》是毛泽东同志1940年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它第一次从历史的角度认真总结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是：
1.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3.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
4.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另一方面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5.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6.对于反共顽固派要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
7.对于汉奸亲日派中间的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
8.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
9.对待帝国主义亦要区别对待。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10.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但切忌过左，加薪减薪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
11.关于土地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不要减得太多。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
12.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禁止捉人罚款来解决军饷。
13.关于锄奸政策。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但不可多杀人。对于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于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除军队在战斗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14.关于人民权利。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
15.关于经济政策。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奖励民营企业，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应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
16.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
17.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
上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及其许多具体政策，充分体现了党处理统一战线问题的高超能力。例如，规定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是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与顽固派斗争时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这些都体现了我们党驾驭统一战线的娴熟技巧；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规定吸引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奖励民营企业，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等，这些富有远见的政策开了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先河；规定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地主要实行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这些调节阶级矛盾的政策，实际上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