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全盘苏化，也不能全盘西化
所谓全盘苏化，就是盲从苏共及共产国际的指挥，把苏联经验和斯大林的话神圣化；所谓全盘西化，就是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共纠正了全盘苏化倾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才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由于中共纠正了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倾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取得了从不对外侵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三大社会发展奇迹。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而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1]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战胜全盘苏化的结果
笔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并不是要完全否认抹杀苏共[2]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帮助、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第一，我们不曾忘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人类最先进的理论和解放道路。第二，我们不曾忘记，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及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组建一个全国性中共政党的建议，是苏共及共产国际提出并指导建立的。第三，我们不曾忘记，苏共及共产国际促进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第四，我们不曾忘记，苏共及共产国际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五，我们不曾忘记，苏共为中共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和军事人才。第六，我们不曾忘记，苏共及共产国际在中共早期的活动经费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但“得也共产国际，失也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是在1922年7月的二大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它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支部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其指令。《共产国际章程》规定，上级党机关的决议，下级必须服从；共产国际及其机关的决议，各支部必须立即执行。在实践过程中，共产国际过分强调了集中的一面。1925年3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明确宣布，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否认它的干预权力，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3]共产国际由此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对各国党拥有更多的思想和组织控制干预权力。共产国际还非常强调，对各国党要实行高度集中的绝对领导，国际章程规定，加入国际的各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应该经常向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寄送自己的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各支部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征得共产国际同意才能生效；各支部的纲领，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各支部的例行代表大会和非常代表大会，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方可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和修改各支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做出各该支部必须遵守的决议；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及其常设机关的决议，各支部必须遵守并立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有权向各支部派出特派代表，特派代表有权参加被派往支部的中央和地方一切会议，监督该支部工作。[4]坦率地说，共产国际章程的这些规定，破坏了革命导师倡导的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
1.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右倾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大革命的失败各有其责。
（1）苏共及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十分弱小，无力承担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认为应由国民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
大革命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过一系列决议和指示，就目前见到的而言，从未提及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就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完全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而“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5]同年苏联特使越飞与孙中山会谈后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提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况。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1924年6月25日，苏联政府派遣到中国担任孙中山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鲍罗廷与国民党右派谢持、张继谈话时说，共产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其他主义。中国国民党宗旨，中国可以用一百年。当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宣言中的某些条文时，鲍罗廷传达了莫斯科的决定：“国民党作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体现，必须取得政权。”斯大林强调中国革命不能越过国民党主导阶段。[6]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不仅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及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而且必然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
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内部有左派（蒋介石、汪精卫等）、中派（孙科、戴季陶、叶楚伧等）和右派（黄埔军校中的少数孙文主义学派和西山会议派），对此应该采取的政策是打击右派、扩大左派、团结中派的政策。中共的任务是辅助国民党中的左派去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此观点下，共产国际和鲍罗廷必然轻视中共，以牺牲中共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统一战线的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共中央指示其驻华代表：离开资产阶级，中共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革命取得胜利后，掌握全国政权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在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时，中国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目前的常常是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的改善和进一步争取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从国民党那里夺取群众，而是通过吸收新的阶层和阶级，来加强和巩固国民党本身。必须使国民党领导层真正相信，中共不是在从事反对他们的工作，相反是在为巩固和发展国民党本身。如果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事业中退出国民党并同他们在组织上彻底决裂，是很不恰当的。苏共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意思很明白，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处于从属地位，应全力帮助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夺取政权，而自己仅仅在革命中使自己原来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改善。苏共及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严重偏离了最初借助国民党组织来发展和壮大共产党的初衷。
由于苏共及共产国际错误地并且是一成不变地把蒋介石当成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把汪精卫当成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他们没有叛变之前，苏共及共产国际对他们尽力加以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犯了右的错误；当他们叛变之后，就错误地断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已经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再是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同盟者了，这又犯了过左的错误。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打击了中共和莫斯科驻广州政府代表，是国共关系破裂的转折点。但苏共应对的方针是强调今后苏联顾问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要谨慎进行，共产党党团不要对自己的党员发号施令，要听国民党的，中共不要坚持让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绝不允许国共分裂，等等。在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在事先得到鲍罗廷同意的基础上，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担任的执委人数，不得超过全部执委人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以及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必须事先提交给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1926年6月，蒋介石提出了共产党人必须退出黄埔军校的最后通牒。而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只是把原来认定蒋介石为左派代表修改为中派代表，但仍认为他“代表希望摆脱帝国主义，渴望独立自主的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应由他为代表的左派领导军队、政权和土地改革。关于领导权问题，决议要求中共要努力使国民党“巩固左派并与之建立密切合作，但共产党人不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7]
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苏共及共产国际转而认为应由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汪精卫来领导中国革命。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中共必须支持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党及其政府。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强调“国民党的旗帜是国内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中共应该巩固和发展同汪精卫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中共在农民协会等各个革命组织中“必须宣传参加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群众组织”。[8]
虽然共产国际也曾多次指示中共要力争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有如下三个缺陷：
第一，它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脱离的所谓政治领导权。即是以共产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去影响国民党，使之更好地进行国民革命。
第二，这种领导权要通过国民党来实现，即共产党能否发挥领导作用，决定于国民党的态度，受国民党的制约。
第三，反对中共脱离国民党，似乎中共离开了国民党就没法活。1926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接纳国民党以同情组织身份为共产国际的成员，蒋介石被大会列为主席团“名誉委员”。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留守广州的苏联顾问们不认为是国民党右派篡权的行为，而视为蒋介石对苏联顾问和中共工作上的冒进或过多地包办不满的表现。1926年4月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拒不采纳许多同志提出的组织反击和把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军火交给农民的建议，反而接受蒋介石“整理党务案”的基本内容，向蒋介石表达中共将始终维护国共合作，绝不做公开反对的举动。1926年6月，维经斯基来华，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精神，纠正中共党内主张脱离国民党的倾向。在他的参与下，中共中央于7月召开会议，提出“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9]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在蒋介石已背叛革命的条件下，仍对汪精卫还不提防，要求中共要“坚决反对那种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巩固和发展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
上述三个缺陷的本质是一个，重视国民党，不相信共产党。用鲍罗廷的话来说，现在是共产党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候。[10]
（2）苏共及共产国际为了不得罪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愿意放手发展农民运动，不敢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提出应开展农民运动，但同年10月，斯大林向中共中央发来电函，要求“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11]这种前后矛盾的指示，让中共无所适从。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虽然指出了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但主张照搬苏联实行土地国有化，而且要依靠国民党广州政府来解决；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根据决议，共产国际向其驻中国代表和中共两次发出紧急指示（“五月紧急指示”），要求中共要通过农会，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开展土地革命。但同时又规定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坚持“国共合作”，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进行，以“不过火”来保持合作，而不是要共产党独立地进行土地革命。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致电汪精卫：“恳请您运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支持土地革命。建议汪精卫从“下面农民运动首领中”找人帮助政府的工作。[12]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武汉国民政府根本反对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所以，鲍罗廷认为这一指示是“荒谬可笑”的，他以外交辞令的方式给莫斯科回电说：“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陈独秀给共产国际回电称：“贵方的意见是正确的，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它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13]
没有一支拥护土地革命的强大军队做后盾，没有坚决实行土地革命的政府，没有切实可以执行的土地革命纲领，中共凭什么能够颠覆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3）苏共及共产国际为了维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长期不主张中共有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和开展武装斗争。
苏共及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给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以很大的物质和人力援助。但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是关于国共合作的第一份文献，其中根本没有提及中共应建立自己的武装；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第六次扩大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没有提及中共应建立自己的武装，只是提出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但半年后斯大林又致电中共中央在占领上海之前暂时不要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没有提及中共应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问题；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的决议》和会议期间发来的“五月指示”虽然提出“建立绝对忠诚的革命部队”，但前提条件是保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联合。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派人同鲍罗廷商量，要求把苏联援助蒋介石的枪械匀出5000支，来武装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农民，鲍罗廷却怕此举引起国民党的不满而拒绝；当蒋介石军队进入上海下令停止总罢工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而中共上海组织和总工会决定同蒋介石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时，却遭到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坚决反对，因为苏共此时还抱有“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的幻想。[14]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鲍罗廷不是帮助中共建立武装，而是扶持唐生智等，希望同冯玉祥在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紧要关头，共产国际代表、苏联派驻国民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竟提议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主动交给国民党。
苏共及共产国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中国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15]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受到了上述苏共及共产国际观点的影响。
第一，受苏共及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中国工人阶级及共产党力量的影响，陈独秀长期忽视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1923年4月和12月，陈独秀先后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正式形成了他的“二次革命论”的右倾理论观点。陈独秀把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当作辛亥革命一样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太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由此他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公式：“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无产阶级只不过“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的能力之机会”。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了，无产阶级才可能进行本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第二次革命。直到1926年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中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他说应把“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作为“民族革命运动”应该争取的“前途”。这个前途的实现，就是胜利“归诸国民政府、国民军”，“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文章表明，国民革命时期不会有共产党争取政权的事情，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16]
1926年9月，中共中央委托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谭平山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党员可否参加国民政府。在共产国际未予答复之前，中共根据此前共产国际的倾向，即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共必须立足在野党的地位，参加政府是猎取官位的机会主义，因而禁止共产党员加入政府。到了1926年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提出共产党员可以加入政府，中共才陆续派了谭平山等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但在国民党日益右倾的形势下，没有发挥什么作用。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议决案》，只字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强调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地位”。[17]
第二，受苏共及共产国际长期不重视土地革命和照搬苏联土地改革模式的影响，陈独秀贬低农民土地问题，反对我党“包办”农民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卫、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作斗争口号，便是停止斗争。”[18]
1926年12月中旬，在中共中央的汉口特别会议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及书记的毛泽东，提出要支持湖南区委提出的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但该主张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掌握会议的陈独秀、鲍罗廷和维经斯基都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土地还未成问题，目前的农民问题是减租减息。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通过决议，强调为了改善国共关系，中共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导方式，只能是“向政府（尤在军事领袖）要求帮助农民斗争”；党对农民问题的策略是限制农民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1927年4月，以国民党土地委员会成员的毛泽东为主体的五人专门委员会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步骤上分为两步，即“政治上的没收”（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土地）和“经济上的没收”（没收一切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由于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只得同意全部用政治没收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这个变通的方法，陈独秀和鲍罗廷只表示原则上赞同，却提出不能马上实行。他们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须先有农民政权，需先由国民党政府农政部规定具体办法，由各省依据当地情况实施。[19]
第三，受苏共及共产国际长期忽视中共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工作的影响，陈独秀不注重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问题。
北伐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2000人；两湖和江西的工农从败散的敌军手里夺得不少枪支弹药；国民革命军中不少军官也邀请共产党派人帮助工作，但陈独秀并没有抓住发展中共军队的这种有利时机。北伐开始后，陈独秀只让少数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规定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不能放下手中工作去军校学习，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党团员不可干涉军事行政工作。[20]这又没抓住建立发展中共武装的大好机会。1927年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要求中共“武装二万共产党员”，陈独秀和鲍罗廷都不加分析地认为无法执行。其实在当时，武汉工人建立了一支拥有5000人、2000支枪的工人纠察队，湖南、湖北的农民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如果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能够接受党内许多同志的建议，迅速组建党的武装队伍，是可以阻击蒋介石对革命的进攻，防止国民党左派动摇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夏斗寅、长沙许克祥、江西朱培德等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上层日益走向反动。在此革命的紧急关头，罗易、鲍罗廷、陈独秀竟然还认为现在的中心问题不是军事问题，仍然是与国民党的左派关系问题。为此，陈独秀和国际代表跟着武汉政府去限制农民运动。
综上所述，苏共及共产国际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盲目指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盲从苏共及共产国际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指示，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谁应承担主要责任呢？笔者认为是苏共及共产国际。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指令，怎能让中共承担？如果是中共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共产国际也可以及时下令指正。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共产国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错误则是遵守了共产国际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纪律要求，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指令。[21]这样的看法不能排除陈独秀有为自己推脱责任的成分，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即苏共及共产国际是全盘苏化的始作俑者，陈独秀等人是全盘苏化的执行者。
2.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和罗米纳兹“不断革命论”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提出了中国革命经历了广州时期、武汉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的“三阶段”理论。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广州时期，特点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根据这一理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被当作了革命对象。
在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为“左”倾机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根据。周恩来指出，罗米纳兹认为中国虽然是民主革命，但不间断地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只有工农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再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因此，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要坚持继续进攻的策略。[22]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会议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瞿秋白没有认识到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相反，他却认为当时“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他制定了举行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走上了盲动主义的道路。
第二，在革命性质和阶级关系问题上，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从民主革命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在城市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等；在农村，准许工农自动独立地实行杀戮豪绅地主反革命派，征发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等政策；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歼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实行革命群众的制裁。
第三，在斗争的策略上，主张举行农民暴动和城市工人暴动，使之互相赞助。
不难看出，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是照搬斯大林“三阶段”论和罗米纳兹“不断革命论”的产物。
3.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与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第三时期”理论是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时代和共产国际任务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分为三个时期，苏联十月革命为第一时期（1918—1923年），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严重危机，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资本主义局部的暂时稳定”时期（1923—1928年）是第二时期，特点是资本主义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的时期；1928年以后进入第三时期，特点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阶级搏斗时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好时机。共产国际六大制定了中共的战略和策略，认为中国最要紧的问题是应当开展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有力斗争，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共产国际六大是共产国际和苏共全面走向“左”倾的开始，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则完成了向“左”的转变。在这次全会前后，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发来了多封指示信，要求中共“与富农斗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创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现阶段的“特别危险是右倾”。192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一切决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第一，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上，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可以跨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尊重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第二，照搬苏俄城市为中心的十月革命道路，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第三，在中国革命对象上，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仿照苏联做法，把中间势力当作革命的对象。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直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9月24日）前夕才得到纠正。为什么李立三执行了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决定，还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定呢？这是因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虽然来源于共产国际，但他走得比共产国际更远，他违背了共产国际以捍卫苏联利益为中心的根本宗旨，要求以中国革命为中心，为了他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向共产国际和苏联要求组织西伯利亚的华侨回国，要求外蒙古出兵参加中国苏维埃联邦，要求苏联出兵打日本，等等，这些都超出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冒犯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权威。因此，开展了对李立三错误的批判和处分。李立三被罢免，被完全忠于共产国际路线的王明取而代之。
4.从共产国际决议到王明《两条路线》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并无二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理论和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两条路线》小册子中，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当时发表的共产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的，内容与共产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和党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主张。
第一，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不承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封建剥削关系已是余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相当畸形的发展。中国可以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直接到社会主义。
第二，在革命形势和道路问题上，王明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进攻路线，在湘鄂赣各省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他反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认为那是一种“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地方观念”等，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是真正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
第三，在中国革命对象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强调反对一切资产阶级，鼓吹下层统一战线，打击中间势力。苏联帮助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国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国民权利与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贫苦农民两部分人。这一极端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
第四，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照搬苏联消灭富农的做法，他们于1931年3月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并发布了《土地法草案》，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提出“坚决打击富农”“使得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后，又按照“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原则，开展查田运动。[23]
第五，配合苏联肃反运动，搞肃反扩大化，迫害无辜同志。他们通过苏联公安机关任意捕杀自己的同志；在国内也实行“左”的肃反政策，以反AB团、改组派、取消派或社会民主党之名，捕杀了不少干部群众。
王明的每一个观点，几乎都可以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找到出处，是最典型的全盘苏化。
5.苏共重视国民党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24]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共产国际认为，这时的国民党较之大革命时期更有力量，不仅掌握了全国政权，拥有几百万军队，而且还得到了英、美等大国的援助。至于共产党，那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因此，要拖住日军，不让其进攻苏联，只有依靠国民党。王明回国时，斯大林同他谈话，要求他与蒋介石搞好统一战线。因此，王明一回国就以国际代表身份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还再三声明，他的报告是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是“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上述情况说明，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是王明贯彻斯大林、共产国际带有民族利己主义倾向的对华政策的结果。
6.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全盘苏化的斗争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管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全盘苏化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了不懈的斗争，最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战胜全盘苏化倾向的重要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
（1）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曾经主张的中国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认为苏俄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在中国革命对象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曾经主张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是革命的对象，以及对地主和富农的过激打击政策。认为资产阶级可以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团结的对象，它具有革命和妥协两性，要支持它的革命性，防止它的妥协性。[25]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但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大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可以分化出来，成为既团结、又斗争的对象。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但在抗战时期它们中的一部分愿意抗战，可以成为统一战线联合的开明绅士。不能笼统地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26]小资产阶级虽有缺点，但属于革命阵营。
（3）在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曾经主张的中国革命动力仅仅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势力”，而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7]人民大众不仅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抗战时期一切愿意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集团，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也要注意不伤害中农利益，对地主、富农的土地要平分，但对其工商业企业则要保护。
（4）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曾经主张的以城市工人起义为中心、一省或数省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苏俄十月革命模式。认为中国革命必须按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
（5）在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曾经主张的开始是中共不保持自己独立性，不积极争取领导权，一味向蒋介石、汪精卫让步的统一战线，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又完全否定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可能性，主张统一战线只能是“下层统一战线”，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除此之外都是革命打击的对象。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一度也被列为革命对象。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要让国民党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不仅要搞“下层统一战线”，也要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搞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更要积极争取。在统一战线中，既要反对一切联合反对斗争的右的倾向；也要反对一切斗争反对联合的“左”的倾向，要坚持联合与斗争的综合，一拉一打，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
（6）在中国革命阶段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理论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曾经主张的中国革命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间断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认为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28]
（7）在如何看待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问题上，苏共及共产国际长期认为国民党应该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要成为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协助者，尤其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斯大林还要求中共领导的军队不要打过长江去，与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而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统治集团，已演变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代表，是革命的对象，不能与其搞“划江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革命史是反对全盘苏化的历史。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某些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中国革命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徘徊多久。毛泽东同志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9]克服全盘苏化影响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有了它的指引，中国革命才会走向胜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于对全盘苏化倾向的纠正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30]于此可知，“一边倒”最初的含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但由于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一开始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的模式。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这里是指照抄苏联的经验）。[31]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晚年错误之后，中共开始思考要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32]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1.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共开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俗称《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违反法治、党规，造成大规模冤假错案问题。毛泽东对这件事的态度是：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会议上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而是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33]
2.《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不能全盘照搬苏联模式
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与5月发表了讲话，阐述了十大关系，即后来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1）不能学习照搬苏联的农业政策。
《论十大关系》首先讨论了经济问题。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在农业方面，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2）不能照搬苏联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做法。
《论十大关系》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这样就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3）不能照搬苏联的政党制度。
《论十大关系》讨论了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苏联共产党的一党制。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34]
（4）不能照搬斯大林一些对待镇压反革命的办法和对待犯错误同志的处理办法。
关于对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论十大关系》作出现在“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判断，提出今后在社会上镇压反革命要少捉少捕少杀和在机关内部清查反革命分子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论十大关系》提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35]
（5）要区分苏联的长处和短处，取其长，避其短。
《论十大关系》讨论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36]
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基本上是以苏联为鉴戒，论述中国应该走的道路，是对全盘苏化的批评和纠正。后来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37](https://www.daowen.com)
3.1956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对苏联经验作了科学分析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经验》）一文，该文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它把苏联的经验分为三种：一是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的正确经验；二是虽然正确，但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三是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
（1）苏联经验中对各国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容。
《经验》指出有如下几点：一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二是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是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四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2）对苏联经验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内容，各国也不能照抄照搬。
《经验》指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虽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否则，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失败。
4.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进一步抛弃苏联模式中的弊端
（1）邓小平指出新中国深受苏联模式影响，国家体制存在不少需要改革的问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即：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明确指出了有些弊端与共产国际、苏联有关。比如，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轻视法治问题，“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38]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在致开幕词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39]
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第一是为了抛弃苏联模式。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主要是照搬了苏联模式，而实践已经证明，采取这种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能成功。他针对苏联模式，提出了“中国特色”。这意味着要建立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二是为了取得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动权。苏联一向以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自居，强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他们的一套，否则就给扣上“民族主义”、违背“普遍规律”等大帽子，并横加干涉。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主要是告诫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势力，不要干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国特色”的提法提出后不久就受到苏联方面的“关注”。1984年6月2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主导因素》的文章，大讲“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及其团结一致”，特别讲到“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章说：“出现了企图从修正主义立场解释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以及社会生产同私人生产的相互关系的现象。有些学者鼓吹削弱国家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首先是削弱集中计划的作用，提倡市场竞争和扩大私人经济成分的比例。这种‘探索’没有考虑主要的一点，即扩大私人成分孕育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首先是动摇社会主义经营的基础。”很明显，这是针对当时我国正在推行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针对我国市场趋向的改革。这篇文章进而指责：“追求民族的独特性，机械地模仿或无视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同样是危险的。”这更是明白地针对“中国特色”而言的。这篇文章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观点作这样的负面评价，无疑就是苏共的观点和立场。这就是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的一个重要背景。
1985年8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第三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要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经验教训，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但真正完成这一任务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他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我们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正是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独立自主”视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是总结历史上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关系中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深刻结论。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反对照搬苏联模式的斗争中提出的，是战胜全盘苏化的胜利成果。
（三）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全盘西化的斗争中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盘西化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一种思潮。全盘西化最早和最有力的倡导者是陈序经。他提出这一命题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整体文化论，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它所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它并不像一间房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文化，诚心诚意地全盘接受它，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40]在陈序经看来，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于现代，那就是整体的不适合，而不是局部的不适合；若说西方文化适合于中国，那就是整体的适合，而不是局部的适合，因此需要全盘西化。二是基础文化论，认为在多种多样的文化中有一个基础文化，这就是西洋文化。西洋文化就是现代的、世界的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干体。中国文化则是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我们由于因袭传统，积贫积弱，因此，只有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提倡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使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41]在这里，他使用了“全盘”“彻底”“整个”等字眼来表示他的西化之意。
胡适讲全盘西化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29年，他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提到对于西洋文化，中国曾有三派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全盘西化。他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的世界化。第二次是1935年3月，他在《独立评论》第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声明，他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42]
全盘西化只是近代少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文化思潮，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没有较大的影响，也没有在学术界居于支配地位。其历史作用，一般说来，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性和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动性两重属性。
新中国成立后，全盘西化有了特定的含义，即：它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政治思潮。后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决定了它对全盘西化必然坚持反对的态度。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全盘西化的历史。
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是否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辨别政治上香花与毒草的主要标准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表明了反对全盘西化的态度。他说，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应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43]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44]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全盘西化的含义定为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1956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政治上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一是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是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是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发表后，毛泽东认为他一是揭开了盖子，打破了对斯大林的迷信，二是捅了娄子。为什么说是娄子？这不仅是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所采取的文过饰非、全盘否定方法不正确，更主要的是他的行为会导致一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潮的兴起。由此他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人民内部之间和敌我之间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的观点。例如，关于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他就认为二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后者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事件。具体来说，波兰事件是由于当时波兰政府没能正确处理好工人通过合法途径提出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导致工人不满情绪上升并失控所发生的悲剧事件，工人提出的意见实际上是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而探索适合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否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匈牙利事件最初的目的也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但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挑唆下，合法的游行请愿变成武装动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被否定，同时领导层内部发生分裂，出现了以纳吉为首的右倾分子（提出实行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等）和以卡达尔为首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这就由人民内部矛盾演变为敌我矛盾。
同样，1957年4月中共发动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整风运动，本来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后来出现了少数人利用整风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发起猖狂进攻。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个结论的要点有二：一是开展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因为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这场斗争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认识反右派斗争，这两点结论缺一不可。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对5月份以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邓小平在报告中强调，这次反右派斗争解决了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邓小平着重指出，应该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但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45]
事实表明，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进行坚决反击，起到了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作用。如果放弃这种斗争，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混乱，在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形势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式，致使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46]
2.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率先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一次又一次地领导全党展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概括邓小平同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伴随整个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
邓小平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变化了的具体历史条件，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其间经历了五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在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通过三年整党，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1984年2月28日，他在同薄一波谈话中指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反对精神污染不以三年为限。第二次是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第三次是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与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第四次是1987年3月，邓小平在与外宾的两次谈话中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第五次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间大约是一百年。
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呢？一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企图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二是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47]而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搞全盘西化。三是我们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这就容易在一些人中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48]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49]
（2）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持思想教育和依法处置相结合。
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指出，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50]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强调，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51]
（3）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左”是反对改革开放，右是搞全盘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邓小平在强调我们主要是反“左”的时候又指出，“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52]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主要是防“左”的时候，仍然要求我们警惕右，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53]可以说，在提反“左”防“左”的同时不忘记提反右防右，这是邓小平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的一贯特点。
（4）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惧怕西方某些人士的攻击。
1986年底，针对学潮事件，邓小平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严肃指出：不要怕外国人攻击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5）要重点对青年人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阐释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程，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他提出：“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4]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55]
（6）不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56]“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57]
3.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注意防止敌对势力的“西化”和“分化”活动
江泽民同志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政治保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58]
为了更好地反对“西化”“分化”思潮，江泽民同志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了新的阐释。他说，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全党同志要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关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关于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坚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59]江泽民对四项基本原则内容的丰富和发展，有利于人们与时俱进地把握和遵循它们。
1995年7月21日，胡锦涛同志为中央机关部（委）、局（司）级领导干部上党课时强调，共产党人讲党性，就是要在事关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政治方向的根本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见微知著，善于识别从“左”的或右的方面干扰党的基本路线、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和行为，并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借鉴、利用世界各国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同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战略。我们的党员、干部这样做得越自觉越好，就越证明党性坚强。[60]
2007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4.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注意防止西方的颜色革命、掉进“西化分化陷阱”
随着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演进，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西化、分化”等颠覆活动。为此，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要提高警惕，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我们应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历史观的破产。他说，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61]
（2）全面依法治国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搞全盘西化。
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决不能搞“全盘西化”，他说，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62]
（3）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63]
（4）要警惕西方策划的颜色革命。
习近平同志提醒全党同志要警惕西方的颜色革命。2015年5月18日，他在中共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我们头脑一定要清醒、一定要坚定。[64]
（四）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的实质是让中国沦为苏联或西方的附庸
对于不能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这一问题，过去学界只是从国情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论证，而忽略了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的实质不是让中共和中国强大，而是让中共和中国沦为它们的附庸。
1.苏共及共产国际长期把中共视为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一个工具
1956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他指出，斯大林一共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给蒋介石”。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斯大林曾把铁托看作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
在中共、苏共、共产国际三者的关系上，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即最终都是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但由于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三者的利益必然会有一定的冲突。苏共从根本上维护的是苏联国家利益，共产国际作为世界共产党组织，一方面注意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普遍性开展，另一方面由于苏共毕竟握有领导共产国际的实权，有时它也不得不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而作出牺牲别国共产党利益的指令。这样一来，三者之中最难做事的就是中共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能不听共产国际的指令；苏共是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的领导者，中共更是不敢不听。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更是一个组织体制问题。苏共控制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控制各国共产党的组织体制，最后必然导致中共独立自主地位的丧失。
最能表现苏共把主要以维护苏联国家利益为目的来作为处理与中共关系的原则的事情，就是斯大林要求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与蒋介石“划江而治”，因为他怀疑毛泽东会成为不听他话的“铁托”。
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苏联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国家利益是情有可原的，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与苏联的国家利益在根本上没有矛盾。但是苏联和中国毕竟是两个国家，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可能事事一致。历史表明，国家利益的差别深刻影响着共产国际和苏共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当两党利益一致时，苏联能较好地帮助中国革命，但当两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要求中国革命服从苏联的利益，造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不应该有的损失。所以，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邓小平才会说：“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原则。”[65]
2.美国绝不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国家综合实力上超过自己
为什么中国不能全盘西化？邓小平较早指出了不少人忽视的一个观点，即：“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66]
近年来，张宇燕等部分学者提出，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之比达到了3∶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随之发生深刻且朝向冲突对抗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七十多年间，中国不是第一个达到世界超强国美国GDP的2/3的国家。在中国之前，日本和苏联的GDP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3。然而，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3的时候，美国对其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调整。美国强迫日本与其签订广场协议，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同时美国指责日本操纵汇率日元被严重低估，必须立刻升值。结果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产品的价格优势减弱，出口大幅下降，对严重依赖出口的日本经济来说是致命打击。国内泡沫急剧扩大，最终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美国拖垮苏联经济的办法，是提出针对苏联的《战略防御倡议》，也称“星球大战计划”。美国是想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旷日持久的、耗资巨大的太空武器竞争，把苏联的经济拖垮。苏联在发展太空武器方面起步比美国早，但由于经济实力不如美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投入巨额资金毫无节制地发展下去，因而主张禁止太空军事化。在“星球大战计划”出笼后的几年内，禁止太空军事化问题一直是历次美苏首脑会议和核会谈的主要议题。苏联要求美国放弃“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则以此为“王牌”，压迫苏联在陆基洲际导弹方面让步，双方对此争吵不休。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谈判地位大大削弱，美俄终于在1993年达成了对美有利的《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美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993年5月13日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宣布“星球大战计划”已经结束，美国放弃在空间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密件曝光，“星球大战计划”被证实是一场彻底的骗局，一时间舆论哗然。大多数人开始相信，“星球大战计划”只是美国政府为了拖垮苏联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
尽管手段各不相同、实施强度各异，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201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今非昔比，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为美国的1/14。这或许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全球普遍关注的重要原因。[67]
3.全盘苏化和全盘西化是很少成功的
林毅夫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一文[68]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原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定有其道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把阐述发达国家成功道理的理论学会，拿回来应用，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也就是抱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70多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到底如何？世界银行一项研究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从1950年到2008年，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再发展成高收入，一个是韩国，另一个是中国台湾地区。
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阶段，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由此可见，经过70年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仍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通过多年的研究，林毅夫发现一个事实：即至今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制定政策，实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少数几个发展或转型绩效较好的经济体，其推行的主要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
全盘苏化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此时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高、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高，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低。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高是因为他们有当时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大工业，以农业或自然资源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必然较低。当时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存在差别是产业结构不同所致。因此，发展中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必须依靠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发展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带头走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拉美、非洲、南亚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框架都一样，即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发展现代化的先进产业。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先进产业的产品本来是不生产的，主要通过进口，当时的政策主张本国发展这种产业，以替代进口。所以，当时的政策称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进口替代战略”。这种政策框架下，通常能在开始时带来五至十年由投资拉动的快速经济增长，等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以后，就陷入停滞，危机频发，导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拉大。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加大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政府失灵，市场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这在理论上似乎也合理，因为发达国家政府干预较少，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而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采用结构主义，政府干预较多，不仅会导致资源错配，也会创造租金，导致寻租、腐败和贪污现象随之产生。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行为，致使效率低下，不能有效增加国民财富，寻租、腐败还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所以，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就是因为太多政府干预，导致政府失灵的问题，因此建议取消政府各种不当干预，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为传播，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改善发展绩效，就必须以“休克疗法”推行市场化、自由化与私有化，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政府干预，并要紧缩政府开支，保持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才能把市场经济成功地建立起来。
回首过去几十年，少数在转型期中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采取的却是被当时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中国、越南、柬埔寨即为典型代表。最早开始采用渐进双轨制的国家是非洲的毛里求斯。20世纪60年代，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毛里求斯采取的也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存在诸多扭曲，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型，转型方式也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设立一个加工出口区，通过招商引资，专门发展成衣和纺织业，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成衣业和纺织业引进毛里求斯生产，加工出口区内一切放开，但园区外保留原有方式，也同样实现了快速稳定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启动改革，实现经济稳定并快速发展。但我国并未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取消所有保护补贴，而是推行所谓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双轨制。对需要保护补贴的大型国有企业，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放开传统的、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准入，并招商引资，政府因势利导支持其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法治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贯穿着一根主线：既不能全盘苏化，也不能全盘西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走符合国情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