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保证
马克思说过，“不是社会以法律为基础，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112]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民主法治赖以运行的前提条件。曾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会长的亨廷顿和他的学生福山对此都有论著，他们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要机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第一位的任务是保持稳定的社会，建立一个权威的、管理有效的政府。但这一最浅显易懂的道理，却为我国不少学者所忽略。
中国古代和近代的社会长期一盘散沙，军阀割据不断，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周而复始地循环，这是几千年来所未解决的一道历史性难题。而中国共产党则通过支部建在基层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建设，以及实行党指挥枪原则，实现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不仅解决了历史难题，更为民主法治的推行提供了前提条件。(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存在一个梁启超、孙中山等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的问题：社会一盘散沙，由此问题又连带产生国家常常出现军阀割据、四分五裂。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和这个国家国民的强弱成正比。他发现，中国人缺少爱国心是国家积弱的最大根源。因为三大误区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一曰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差别。二曰不知道国家与朝廷是有区别的。三曰不知道国家与国民之间关系究竟如何。[113]这三大误区使一些国人养成了以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被动为特征的劣根性。这些人不仅不会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即便有人替他争取到自由、平等和民主，他也不会享用，甚至拒绝享用。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民权初步·序》中也指出：“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在笔者看来，一盘散沙除了孙先生所讲原因之外，还与古代和近代的祖宗崇拜有关。每个家族只尊重自己的祖先，家家户户供奉着自己祖先的牌位，结果出现了梁启超、费孝通等所指出的国人没有公德、仅有私德；只有私人生活，没有公共生活；只有熟人社会，没有陌生人生活。[114]
谁解决了中国历史的这道难题？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靠在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中建立党支部，打破了血缘、地缘、业缘对国民的束缚。二靠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把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的基层党组织构筑成了一个上下左右的治理网络。三靠党指挥枪原则，打破了军阀把军队私人化的藩篱。
在各个层次、领域建立党支部，通过民主集中制把各个支部组织起来，坚持党指挥枪，中国共产党用此三个措施解决了社会一盘散沙、军阀分裂割据等历史难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保证。苏联解散了共产党，苏联就马上分裂了，战争的硝烟弥漫了；南斯拉夫共产党解体了，南斯拉夫国家就解体了，战争的枪炮打响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就分裂了。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中国56个民族都有共产党员，56个民族的共产党员把56个民族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有秩序，不一定有现代民主法治，但无秩序，则断无民主法治。[115]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使得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和办急事，保证了中国“赶超型”现代化的顺利进行，为推进民主法治提供了根本动力。[116]
中、西现代化之间存在时间和道路的不同。就时间而言，英、法、美、德等西方第一波现代化国家比中国早了三百年；就道路而言，西方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于封建社会内部，近代化可以通过先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由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这样一种社会主导、从下而上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无所知，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茁壮成长，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使中国痛感落后，才奋起直追，由政府出面，通过向海外招商引资的方式，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中国，走了一条政府主导、从上到下推进现代化的道路。
清朝落后于世界并非始于1840年，而是1636年的时候就已存在。16世纪欧洲开始文艺复兴，当清朝还在刚刚步入“康乾盛世”而沾沾自喜的时候，英国颁布《权利法案》，确立君主立宪制，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率先跨入资本主义社会。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皇帝还在大搞文字狱，禁锢天下士人思想之时，美国大陆会议接受《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所有公民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嘉庆九年（1804年），当嘉庆皇帝沉浸于镇压白莲教起义余部成功的喜悦时，拿破仑拿着他的《法国民法典》向所有法国人宣布：公民一律平等；保护私有财产；公民可以自主择业；废除农奴制，保障农民权益。
由于时间上比西方晚了300年，1840年侵入中国的列强又欲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中国面临千余年来未有之变局，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尽快赶上和超过西方，捍卫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如何赶超呢？最快的办法就是政府主导，向西方国家招商引资，引进市场经济，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能够招到商、引到资，政府就必须有力量维护社会稳定，使投资者感到安全；就必须有财力打造投资所需要的交通便利、通水通电等软环境，使投资者感到便利。因此，中国不可能选择西方那种“最好的政府、最少管理”理念，不可能实行旨在让政府不容易做事的分权制衡、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而只能选择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政治体制，让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既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要充分利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够以较快的速度追赶发达国家。这样的国情，上百年的摸索决定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因此，我们的政治体制就存在两个“最高”，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这两个“最高”确保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确保了中国以较快速度、较好质量追赶并超过发达国家，实现中国梦。[117]这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分析，而是当下确凿无疑的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