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农村精神文化的影响
1.影响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生产方面，疫情促进农村就业形态的转变。疫情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就业和农产品经营销售造成一定影响。疫情期间，经济下行，制造业受到冲击，而且由于国外疫情蔓延，海外订单大幅减少，用工需求减少。出于防控需要，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业稳定性受到影响，在城市从事餐饮、住宿、运输、批发和零售等行业的农民工生存困难。大量农民工从城市返乡，部分进入本地制造加工企业[2]；部分返乡农民工则由于自身有一定积蓄，不满意本地企业待遇、用工强度等方面选择持续待业。在农产品经营销售方面，疫情使得农用物资价格持续上涨，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同时倒逼银兴米业等企业积极探索从传统销售模式向电商直播转型升级的路径，当地部分年轻的家庭妇女步入直播带货行业。此外，部分在农村周边从事线下经营的农户转为线上经营，工作时间和空间更加灵活，但平台和技术带来的便利也对传统运作模式带来了挑战。[3]
在生活方面，疫情促进村民转而进行线上娱乐和数字消费。疫情导致社交隔离，大量线下文娱活动、文娱场所经营暂停。由于疫情对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冲击，村民线下消费有所缩减。疫情期间，村民闲暇时间和居家时间增多，出于疫情防控期间通行、社交、学习和工作的需要，老人、儿童、家庭妇女、农民工、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对智能终端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拥有率和使用量均有所提升，教育培训、影视影音、社交媒体、网络游戏、网络小说、抖音、直播、网购等线上娱乐和数字消费呈井喷式发展。其中，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和微信小程序游戏由于操作简单、通俗易懂、趣味性较强而深受农村老百姓喜爱，青少年群体则对影视影音、网络游戏、网络小说、直播、二次元等快节奏、广为流行、科技感强的数字文娱兴趣浓厚。
同时，部分不良风气、陈规陋习在疫情期间滋长。部分村民由于工作受影响而无所事事，愈发懒散，甚至一蹶不振，沉迷于以喝酒、赌博和打牌消遣时间，特别是一部分返乡待业的青壮年农民工，既不愿意在本地从事较为繁重或较为机械性的劳务工作，又不愿意闲居家中，喜欢社交和刺激，对新鲜事物好奇心强，存在社会安全隐患。另外，疫情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村民对外界事物和社交关系的关注度增强，加之部分农村籍城市居民和有一定积蓄的农民工返乡，农村人情风、攀比风又开始盛行。
2.影响村民的心理意识和社会关系
一方面，疫情影响村民的就业心态和农业经营心态。返乡人员和半工半耕人员工作受到影响，再就业时呈现出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4]受农业生产成本提高、机械化水平低、农产品销售困难等因素影响，农业生产经营回报率低致使有的中坚农民弃耕抛荒。疫情期间就业形势严峻，生活压力增大，部分青年群体更加向往社会保障较为完善、工作较为稳定且环境较好的体制内工作。但与此同时，农村部分上进心强、具有干事创业精神的农特产品经营者则受到鼓舞，抓住国家对乡村振兴的扶持政策机遇进行农特产品的种植和生产。[5]此外，农村部分老人为保证自给自足或给子女减轻养老负担也积极从事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疫情激发了村民的在地意识、集体意识和乡土意识。病毒的传播扩散与社交距离和防控措施密切相关，不论是早期的划界抗疫，还是后来的网格化抗疫，都具有较强的空间属性，村民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防范意识和采取的措施有所区别。而由于农村医疗资源的匮乏和老人小孩群体集中，村民抗疫和防疫的集体意识增强。村民联合抗疫、医护支援农村、乡贤支援家乡等案例层出不穷，传统乡土意识进一步激发。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和居住在城市的农村籍居民在遇到工作生活不顺的时候，则渴望回到生态环境较好、生活空间较大、生活节奏舒适的家乡。
此外，疫情影响到乡村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干群关系。经济收入、生活状态的改变让有些村民期望破灭、心理受挫，而家庭是血缘关系、亲密关系、经济和社会支持等关系的承载和发散单位，疫情对个人的影响往往会延伸到家庭之中，并得以集聚、转化和扩散，家庭矛盾更加多发。疫情期间，农村老人的养老医疗问题、主要劳动力的工作问题、子女的成长教育问题、大龄青年的婚育问题等也成为家庭矛盾爆发的现实导火索。相比于较为紧张的家庭关系，干群关系由于建筑在更为广泛的村集体之上，依托村务工作的开展，基层党员干部在抗疫、扶贫、乡村振兴等多点工作中摸清排查、联系群众、深入群众，群众由于外出、就业、医疗等事务需要也须联系基层党员干部，干群双向互动增多，干群关系有所改善。[6]
3.影响村民的社会认知和价值取向
一是疫情重塑村民对党政体制、干部形象、国际关系和社会共同体的认识。村民见证了从党中央的集中部署到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对党的领导、国家以民为本的大政方针认知认可度提升。而村“两委”班子、基层党员干部、志愿者的工作帮扶也使得村民直接受益，双向互动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形象打破了部分群众对干部负面的刻板印象。同时，村民对政治和文化的认知增强，特别体现在国内外疫情对比和中西文化差异方面，村民从不了解到积极配合的举动有效阻止了疫情的传播和扩散，与西方一味追求自由导致防疫困难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村民对公共安全的认知认可度提升。而疫情的连锁性、跨界性影响和全民抗疫则使得村民突破个人本位和狭隘视野，趋向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价值取向。
二是疫情使得城乡关系和乡村在自然生态方面的独特价值得到重新认识。疫情期间，城市为农村提供医护医疗资源、科学卫生救助、公共文化服务等，而农村为城市提供了重要的粮食和人力补给，双向互动的城乡关系得到充分体现。由于疫情对城市经济社会冲击较大，不仅是农民工在城市缺乏保障难以立足渴望回乡，城市居民对乡村的向往更加强烈，乡村在阻止疫情扩散、提供美好生活环境、保障生命安全和基本生存、提供熟人社会的归属感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得到充分显现。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受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差距较大而生发的“城市人，人上人”“乡村不如城市”等传统的局限性认知。
三是疫情使得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农业发展的弊端得到重新认识。疫情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更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近年来粮食安全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然而当前农业生产效益较低、农村耕地抛荒越来越严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突出，要在疫情防控中把稳农业基本盘，必须正视农业发展面临的人力物力、体制机制等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