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成为“真空地带”：中日《何梅协定》（1935年）

《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在中国热河站住了阵脚，于是它加紧侵略步伐，并把贪婪的目光盯向整个华北。为了排斥英、美在华势力以实现独占中国的野心，1934年4月17日，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个“非正式”声明，狂妄宣称：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故日本应与其他各国不同，要完成它在东亚的特殊责任；维护东亚的和平和秩序，是日本单独的责任，无须他国干涉；不允许中国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否则，日本将坚决反对；如果各国公开或暗中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包括供应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日本决不会置之不理。《天羽声明》发表以后，国际舆论哗然。然而，日本无视国际法规的态度却未遭到英、美等国政府的抗议。相反，英、美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方针。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野心的进一步怂恿，在此情况下，日本积极着手新的侵华行动。

193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对华北实行“旁敲侧击”和“逐步推进”的方法达到吞并目的。为此，它将胁迫国民党军撤出华北作为第一步行动。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要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下令，将驻守独石口到沽源一带的中国军队撤离。在南京政府的授意下，宋哲元作了让步，但日军并不善罢甘休，又派兵发动进攻，一手制造了“察东事件”。1月30日，关东军代表和北平军分会代表举行谈判。2月2日，双方在日军驻地大滩商定协约，史称《大滩口约》。通过这个口头协定，日本再次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

5月，日本又借“河北事件”掀起风波。1935年5月2日深夜11时，天津日本租界汉奸《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在租界内被人枪杀。次日凌晨4时，另一汉奸《振报》社长白逾桓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就在租界暗杀一事沸沸扬扬的时候，日本方面又指责国民党遵化当局对活跃于热河省南部的抗日救国军孙永勤部进行庇护。由这两件事构成的“河北事件”，是日本人一手炮制的，其目的就是要挟国民党政府，使其放弃华北主权。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和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以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代表身份，分别会见了国民党行政院北平政整会秘书长俞加骥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开始了双方关于“河北事件”的第一次会谈。

会谈中，酒井向何应钦提出了将中国军队调出天津和河北、禁止排日等无理要求。同时，关东军以重兵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一带，进行武力威胁。日本方面扬言，中国如不接受日本要求，日本便要“自由行动”。6月9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正式向何应钦发出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梅津具体提出了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官员，撤走国民党宪兵三团、五十一军、二十五师，解散或取消军事分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机关、蓝衣社、复兴社等，禁止排日运动，等等。备忘录要求何应钦在3日内给予答复。在日本的压力下，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日本的要求都将落实。至此，由梅津美治郎提出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复函，实际上形成了一项正式协定，史称《何梅协定》。《何梅协定》的出台，实现了日本将国民党中央军驱逐出河北的战略意图，从此河北全省沦为侵略者的势力范围。国民党政府不仅失去了河北主权，更把河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权拱手交予日本。这样，华北地区便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真空地带”。在制造“河北事件”达成《何梅协定》的同时，日本也开始对察哈尔采取侵略措施。6月27日，国民党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在北平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达成《秦土协定》，完全消除了国民党政府在该地区的存在，实际上标志着察哈尔的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