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侵略政策的姑息：《有田—克莱琪协定》（1939年）

英国不仅在欧洲对希特勒推行绥靖政策，步步退让，在远东对日本也是一样，为了改善同日本的关系，讨好日本，一再作出损害中国利益、挫伤中国军民抗日士气的事情。

日本帝国主义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曾扬言要在3个月至半年内灭亡整个中国。虽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中国国土。但是，由于中国人民高昂的抗战热情，由于中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力支持，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执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美梦彻底破灭。到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到1938年，陷在中国战场的日军兵力已达23个师团、22个旅团，人数达85万之多。

1939年以后，为了控制租界领导权，巩固和加强日本在华独占的统治地位，更是为了迫使英国放弃援蒋政策，日本针对英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展开攻势。1939年4月9日，伪北平临时政府新任海关监督、汉奸官员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暗杀，这一事件给了日本对英施加压力的机会。在日本提出要求在6月7日中午前引渡4名刺客嫌疑犯的最后通牒被拒绝后，日本立即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并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要求英国在建立东亚新秩序方面与日本合作。对于问题的本质英国是十分清楚的，关键是如何应对。西方列强由于同德意法西斯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对付希特勒，认为需要缓和同日本在亚洲的矛盾。在这种原则的左右下，再加上推行绥靖政策是英国的“经验之举”，他们历来认为牺牲别国利益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正常现象”。在处理此事时，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首先张伯伦反对对日制裁，一再表示承认长江以北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在尽可能得到的有利条件下与日本达成某种协议”。很明显，这一次，英国选择的还是对日妥协的绥靖政策。张伯伦示意国民党政府提出召开“九国公约会议”。毛泽东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

6月20日，英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提出谈判建议。为达到预期目的，日本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批准《天津租界问题日英交涉大纲》。7月15日，谈判一开始，日本不去讨论具体问题，却先要确定两国“关系准则”，为谈判定下基调，并要求英国接受。英国只顾眼前利益，一开始就在原则上让步，向日本表示“更明显的友好态度”和“更少考虑重庆的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未费更多口舌便达到了自己的目的。7月22日达成了《有田—克莱琪协定》的一般协定。根据协定，英国接受日本的要求，承认了日本侵略中国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合法性，承认日本有继续奴役中国人民的行动自由，承认日军在华有“特殊的需要”，英国不干涉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动等。《有田—克莱琪协定》是一个放任侵略、纵容侵略的协定，彻底违背了英国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宣布对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尽管张伯伦一再表白协定只“承认事实”，不表示政策的任何改变，然而却是欲盖弥彰。8月1日，日英双方就所谓维持治安问题进行谈判，结果是双方就取缔租界内抗日分子的方法达成协议。在英国绥靖政策的导引下，英国地地道道成了日本侵华的帮凶。

英国与日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全面展开，英国担心日本借机在远东挑起新的事端，继续谋求改善同日本的关系，避免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日本则变本加厉，向英国提出条件。1939年9月5日，日本政府向英国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英国从日本占领区“撤出他们的军队和战舰”。英国为了调整其在华政治利益和大幅度削减的商业利益，谋求与日本的缓和，答应了日本的要求。9月29日，英国政府决定撤退英国在日本人控制的长江水域中的几艘炮舰。12月，英国又撤走了在天津的一个营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