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利己主义的产物：《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

1936年8月7日，日本最高决策层决定采取“南北并进”战略。根据这个方案，陆军军备以实施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苏联作战；海军军备以实施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美国作战。1939年，中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陆军认为可以在中国东北集中兵力与苏联作“武力侦察”式作战，于是挑起了“诺门坎事件”。

诺门坎位于中国内蒙古与蒙古交界地区，隔哈拉欣河与蒙古相望。1939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第23师师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率部向驻守在这一带的苏军第57特别军发起攻击。后来，日本关东军第6集团军也投入了作战。由于指挥不力，战役初期，苏军接连失利。

6月5日，朱可夫到达战场。根据朱可夫的请求，斯大林连续向前线增派了57000人、542门火炮、498辆坦克、385辆装甲车和515架飞机。

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苏联坦克和装甲部队连续实施反击，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日军伤亡惨重，日本不得不大规模地向诺门坎地区增兵。为了实施反攻，朱可夫在行动前成功地进行了战役欺骗，让日军误以为苏军不是想反攻，而是要实施防御。

8月20日5时45分，朱可夫指挥苏蒙联军向当面日军发起猛烈的反攻。150架轰炸机、几百门火炮向日军前沿阵地、纵深炮兵阵地及部队集结地域实施了猛烈的轰炸和炮击。睡梦中的日军非死即伤。随后，朱可夫下令全线实施进攻，日军狼狈溃逃。此役，日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伤亡和被俘61000人，损失660架飞机，被迫向苏联求和。9月16日，苏联与日本根据达成的停战协定结束了诺门坎战役。

诺门坎战役使日本尝到了苏联的厉害，更了解了苏联在远东军事实力的强大，同时苏联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也使日本“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设想难以实现。这使得日本不得不调整对苏政策，以免“陷入苏联远东战略的陷阱”。1939年12月28日，日本在其《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中提出方针，即应设法使日苏两国关系保持平静无事，设法用和平谈判解决国界纠纷。尽管日本与苏联签订了《诺门坎停战协定》，两国也就边界、贸易等悬案问题进行了谈判，但日本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与苏联的联络更为积极。1940年7月初，日本政府提出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建议以1925年的《日苏基本协定》为新条约的基础。苏联虽然同意开始《苏日中立条约》的谈判，但并不接受新条约的基础性文件，特别有关长期存在争议的南库页岛问题。

1940年10月3日，日本外务省在外相松冈洋右主持下制定了《调整日苏邦交要纲草案》。草案决定为达到日本的目的，向苏联作出若干让步。如，想通过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使苏联放弃援蒋活动；以承认外蒙、新疆和中东方面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条件，使苏联承认内蒙、华北和东南亚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设想缔结日、德、意、苏四国同盟，破坏苏、美、英结成同盟的任何可能性，并希望以此冷却中苏关系，孤立中国，促进日中战争的解决。在此种方针指导下，1940年10月30日，日本新任驻苏大使建川美次会见苏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并建议把争议问题放在条约之外解决，苏联没有同意，这样谈判暂停。此年底，德意邀松冈访欧，虽然松冈并不积极，但他认为这是打开与苏谈判僵局的一个机会。1941年3月23日，松冈一行抵达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进行会谈。但是，会谈的结果并没有如松冈所设想的那样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于是，他们决定把这一问题放到访问柏林和罗马之后解决。在松冈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会谈期间，松冈得到了同盟国的一些重要情报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如，苏德关系并不友好；如果苏联在欧洲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德国都将打倒它；德国正在部署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德国也不会邀请苏联成为三国同盟的正式伙伴。对于日苏谈判，希特勒并未表示公开的反对，只是认为“这或许完全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在了解了整个局势之后，松冈一行再次来到莫斯科，为达到稳定北方、消除南进后顾之忧的目的作最后的谈判努力。由于苏联在北库页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日本只好作出让步，并最终于4月13日由松冈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果缔约一方成为某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此外，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虽然条约签订后，苏联对中国的抗日并没有保持中立，而是继续支持和援助，但它与日本的共同声明却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其民族利己主义因这一条约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