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伤寒论》研究方法的创新

细考中医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仲景《伤寒论》的研究，自明方有执倡言错简之后，逐渐形成两派：一是方喻持错简论，一是“三张”维护旧论。

尤氏之治《伤寒》，则不囿于两派之中，而是从临床实际出发，立足辨证论治，以六经分篇，纂入《金匮要略》有关条文，将《伤寒论》原文重整编次，以八法贯穿仲景六经辨治体系，“为整理研究仲景六经立法辨治规律独辟一门”，以此开创了“以法类证”研究方法之先河。(https://www.daowen.com)

其对六经的分篇，每经首列条例大意，以阐明本经证治之大要，每经诸法的阐发则是先列大法，其次于法下列方证，再下层则列诸证，证随方出。对法、证的排列组合，则是遵循先主法主证，后变法变证，最后为类证的原则。如此，方随法出，证随方出，环环相扣，使得诸法如珠之贯通全书，犹如“百八轮珠，个个在手”，这就是“贯珠”二字为书名的缘由。

李惠林认为，此种研究方法最大的好处是突出治法，纲目明了，便于掌握及临床应用。张声鹏则认为，此种研究方法，以类证为纲，以方证为目，纲目分明，更能突出仲景制方本意，即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思想，能够针对不同的证候，选用相应的方药治疗，对临床医师尤为适用。如果单纯以治法分类，易使读者为仲景成法所囿，必然妨碍中医理论及实践水平的提高。胡志洁等认为，尤氏将《金匮要略》条文纂入《伤寒贯珠集》的编制方法，别开生面，既保持了仲景学术体系的完整性，又扩大了《伤寒论》辨证施治的范畴；并且，这种以法类证的研究方法，对辨证论治规律的阐发颇具特色，亦对后世《伤寒论》的研究及伤寒诸法的运用颇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