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思精研，深谙原著要旨

《金匮要略》与《伤寒论》，一为治疗内伤杂病的专著，一为治疗外感疾病的总论，两书的学术价值是相等的。《伤寒论》自成无己创注以来，续者不下百数十家。而《金匮要略》“唐宋以来，注释厥如，明兴之后，始有起而论之者，迄于今，乃不下数十家”。因该书乃得之于残简蠹遗之中，其羼杂错乱，较之《伤寒论》尤难懂理。尤氏对《金匮要略》一书殚精竭虑，朝勤夕思，凡十易寒暑而后成此《心典》。徐大椿称此书“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综观《心典》，有以下四方面特点。

1.重视整体观念　《金匮要略》全书的主要精神在于特别重视整体观，并以脏腑经络为中心，阐明杂病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施治大法。尤氏深得其旨，多次强调要重视整体观念。尝谓：“人禀阴阳五行之常，而其生其长，则实由风与气……然有正气，即有客气，有和风，即有邪风，其生物害物，并出一机，如浮舟覆舟，总为一水。”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水”与“舟”的关系，正常的气候，能化生万物；反常的气候，则可成为致病的因素。又说：“（天）气之有盈有缩，为候之或先或后，而人在气交之中者，往往因之而病，惟至人能与消息而无忤耳。”提出了人对自然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能适应环境，增强体质，疾病是可以避免的。同样的，人体自身也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其间脏腑相关，经络相联，一窍不通，则九窍不利，一脏受病，则累及或影响他脏。所以尤氏认为对“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理论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他说：“仲景治肝补脾之要，在脾实而不受肝邪……故治肝实者，先实脾土，以杜滋蔓之祸；治肝虚者，直补本宫，以防外侮之端，此仲景虚实并举之要旨也。”可见尤氏对整体观念是相当重视的。

2.重视辨证抓纲　《金匮要略》是一部理法方药齐备的辨证论治专著，故尤氏再三强调临证之时要注重辨证抓纲，尝谓：“人体气有虚实之殊，脏腑有阴阳之异。”（《伤寒贯珠集》）“治病者，必知前哲则察病之机宜，与治疗之方法。”（《静香楼自识》）故凡寒热虚实疑似之间，必须细绎病机，“有者求之，无者求之，虚实之间，不可不审”。“治实证者，以逐邪为急；治虚证者，以养正为急。”表证当解表，里证宜救里，表里同病时，则宜消息治之。里急则“急当救其里”；里证稍缓，又当救表，否则“表邪不去，势必入里而增患”。尤氏对辨证抓纲的重视，值得后学者效法。

3.重视脉象的研究　脉象在《金匮要略》中的运用是非常广泛而又灵活的。尤氏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他认为从脉象可以说明病因、病理及病位。如“有是邪，则有是脉”；“脉大者为阳，小者为阴”；“脉浮者，气多居表；脉沉者，气多居里”。尤氏还认为，有的脉象是辨证论治、判断预后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尝谓：“不详见证，而但以脉之浮沉为辨而异其治。”“病有热多者，有寒多者；有里多而可下者，有表多而可汗、可吐者；有风从热出，而不可以药散者，当各随其脉而施治耳。”可见尤氏对脉象的研究是相当重视的。(https://www.daowen.com)

4.推崇调治脾肾　仲景论病，特推崇脾胃，尤氏深服仲景之论，尝谓：“夫脾胃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气，不可或止者也，谷止则化绝，气止则机息，化绝机息，人事不其顿乎？”故其强调临证之时，须注重调治脾胃，以培养后天。他认为：“人生之道，曰阴曰阳，阴阳和平，百疾不生。”而脾胃为“四运之轴，而阴阳之机也，故中气立，则阴阳相循，如环无端，而不极一于偏”，“是故求阴阳之和者，必于中气”。

尤氏在重视调治脾胃的同时，也重视肾阳肾气，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主运化，须恃于肾气之温煦。“肾中之元阳不足，则脾之转运不速，是中焦复受气于下焦也。”“饮入于胃，非得肾中真阳，焉能游溢精气，而上输脾肺耶？”同样的，肾主藏精，须赖于谷气充养，脾肾的关系密切，相互资生，“虽各有分部，而实相助为理如此”。

尤氏深得仲景之旨，《心典》具有的四个特点，使原著之精义跃然于字里行间，诚如尤氏在自序中所说：“颜曰《心典》，谓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