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从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期间，遇到了三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第一个机遇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我们真正走出发展的困境是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商品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后。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迎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片新天地。第二个机遇是1991年冷战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百年未有的良好国际环境。第三个机遇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黄金时代，全球价值链快速形成，中国发挥其独特的比较优势，迅速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具有决定性地位的一环。这三个机遇，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相互交织在一起，造就了近代以来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
这20年，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角度来看，这一轮高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呢？它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有很多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认为，过去20年的好日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我跟他们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这个阶段结束了。
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的10多年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高度看这个问题。我这里引用汤因比的一段话。大家知道汤因比在1976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本巨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他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研究人类世界历史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正面临着三方面的重大挑战：一是被滥用的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与人类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二是区域性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与资本的全球化利益之间的冲突，三是人类无限制的资源消耗与其赖以生存的生命圈之间的冲突。汤因比写这段话到现在，已经快50年了。
当前世界经济大变局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根本矛盾在快速的经济全球化高潮过去以后，迅速激化的表现。
一是互联网技术被无限制地滥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人类的社区、社群，甚至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激烈冲突。首先，数据流动是没有国界的，政府无法用原来传统的边界监管手段来进行监管。其次，数据流动主要掌握在巨型跨国平台企业手里，这些平台企业如果不配合，政府是没有办法实施有效监管的。最后，数据和价值观、文化甚至地缘融合在一起。过去以自由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监管手段，已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用于互联网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必须创制新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方法。
二是价值链分工无限制地扩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区域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与资本的全球经济利益之间的激烈冲突。美国政治为什么乱？为什么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然后到了拜登还是“美国工人阶级第一”呢？为什么共和党和民主党有这么大的分歧？核心问题是怎么解决区域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与资本的全球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
三是经济全球化激速扩展所推动的全球经济和贸易高速增长，导致人类无限制的资源消耗与其赖以生存的生物圈冲突日益激烈。全球气候议程在进入2020年以后突然引起全球的关注，有其必然性。(https://www.daowen.com)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理念、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跨国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质疑，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的巨大压力。现在跨国公司主要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政治质疑：
第一个质疑是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大批社群、地区、国家被全球供应链所抛弃或边缘化。这个问题不单单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在发生。如果观察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分布可以发现，在过去30年当中，除了东亚和东南亚、北美、欧洲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非洲、南亚、中亚、南美，其工业总产值和贸易额在全球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地加剧。那些发生政治动乱的国家或地区，往往都被前一轮的全球化所抛弃或边缘化。
第二个质疑是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过度依赖全球供应链，就会面临供应链的安全和弹性问题。这个问题早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提了出来，由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安全概念几乎已经蔓延到所有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相关的领域。
第三个质疑是社会开始对全球性互联网跨国平台企业的垄断技术和数据垄断表示担忧，如何加强个人隐私保护、如何公平分配数据赋能增值、如何防止数字技术发展突破人类道德的底线，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进行修正，通过实施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着力抢占数据技术和数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最近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基建法案》和《竞争力法案》，主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实施设计和产业政策的问题。这过去在发达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潮流。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评价和解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经济理论开始出现，对经济全球化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群体取得越来越多的学术和政治决策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的团队成员中有许多是一些被所谓知名大学排挤的“不入流”的学者，他们取得了主流的话语权。这种情形不会是第一次，会越来越普遍。目前，美国有大量的保守主义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它们非常活跃，以研究报告和游说活动影响了美国政府。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西方国家这种主流思想和理论的变化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