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我国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过去通常指一国政府通过包括文化交流项目和新闻传媒在内的各种途径，向国外公众传递关于本国的正面信息和价值观，拉近与国外社会各界人士认知和情感上的距离，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形塑有利于本国的舆论氛围，从而提升本国国家形象和影响力，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公共外交最大的特点就是“直接接触外国公众而非外国政府”。传统公共外交大致上有以下三个要素：以本国政府为主体，以外国民众为主要对象，以争取国际舆论导向和提升国家形象为目的。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公共外交，则更注重主体的多样性和民间性，交流的双向性尤其是对话与合作，“倾听”而非“独白”，“接触”而非“瞄准”，以民间团体为基础的关系网模式而非以国家为中心的等级制模式以及传播途径的大众化和网络化，被称为新公共外交或第二代公共外交。新公共外交越来越多地被界定为“公众所进行的外交”而非仅仅是“针对公众的外交”，显然更能体现公共外交的广泛性、多元性、参与性、互动性和灵活性等特点，俨然成为当前各国对外战略的组成部分。
自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急速提升，业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与对外战略考量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各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考量中，主要以本国宗教及其宗教团体为载体或主体、主要以国外宗教团体和信众为对象、主要涉及宗教和相关议题以及主要关乎国家宗教形象的公共外交，或可称之为宗教公共外交，也正在逐渐兴起。宗教交流作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在思想、价值观和情感层面的互动，其影响往往要比基于现实利益的政治结盟和经贸交流等更为深刻和持久，而宗教的公共性、社区性、草根性和长期性与公共外交的基本属性十分契合，因此宗教是公共外交最重要的活动场域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宗教公共外交有了较快的发展。在有关部门尤其是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的协调和推动下，中国宗教公共外交和跨海峡民间宗教交流可以说是高潮迭起、成果丰硕，并且出现了诸如“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道行天下、和谐共生——中国道教文化对外交流系列活动”“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双边和多边的伊斯兰文化展演以及国际性宗教文化展（节）等各种宗教文化对外交流活动和制度性交流平台，而中国的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也纷纷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宗教活动（如世界宗教暨精神领袖千禧年和平峰会）中登台亮相，并且在国际宗教组织（如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中担任重要职位。这些都对在国际社会和海外华裔社区中展示中国宗教以及实践的良好形象产生了相当积极的效果。
2013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Antonio Villaraigosa）时，便对公共外交的性质、与传统外交的交叉关系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做了很好的诠释。他在会见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不仅要自上而下，也要自下而上，因为“中美关系根基在地方、在民间、在基层”。宗教作为中美关系最具地方性、民间性和基础性的因素之一，其对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潜能和必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朴素道理，认为古丝绸之路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就是“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宗教不仅能为中国公共外交提供重要平台和载体，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而且能为“和谐世界”以及“亲、诚、惠、容”等外交理念和实践提供深刻的思想基础和资源。宗教公共外交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王作安最近指出，在对外交流中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就必须讲好中国宗教的故事。中国宗教的故事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即传统宗教思想和文化以及当代宗教政策和实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性的组成部分，前者已经享有很高的国际吸引力和接受度，具有所谓软实力的所有基本要素，而后者却是当前中外尤其是中美之间“相互认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和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等中国故事相比，由于中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教体制的差异，中国当代宗教政策和实践是一个较难讲述的故事。但正因为中外之间在对中国当前宗教政策和实践的认知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疑虑、误解甚至曲解，我们更应重视宗教公共外交在消解这些问题，进一步树立中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宗教形象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