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出去的现实思考

文化走出去的现实有两方面：一是国内的现实，二是国外的现实。西方慕课搞得比较早，最早在2000年左右，英国就有人开始设计慕课，主要从商业角度出发。我们知道，讲课对人类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中国学生出去要考托福、GRE、雅思，因此要学习西方教材，所以这不单单是一种考试，还是一个学习过程。20世纪20年代，大约1920年和1924年，美国为了限制移民，就对他们的语言能力提出了要求。西方国家设置语言考试也是有这个考虑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看考试的内容是什么。西方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蛮聪明的。我们现在也做到了，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汉语大赛，要求参赛的外国人会唱中国歌，会讲中国故事，这个非常好，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弘扬中国文化的过程。慕课的效果也是这样的。老师通过讲课，包括讲课的内容和讲课时的举止言谈，也在传达一些东西。我们有很多去日本、韩国学习的年轻人，回国之后，上课的时候不仅腔调变了，肢体语言也变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上课包括举止言谈都能对人产生很大影响。我们中国人善于学习，这是我们的优点，但有时候过度学习模仿，不仅仅服饰变了，妆容、语言、行为不一样了，连看人的眼神都不太一样了。本来我们想通过派出去的学子和学者把自己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结果却得到这样的效果，这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这个方面民间还有很多案例，比如有些女孩子以找一个国外的男朋友为荣，等等，这其实就是外国文化对我们的反向影响。西方现在搞了慕课，我们也可以考虑多设计一些慕课。

再来谈谈翻译。我们文化走出去不能总是讲汉语。我们有位老师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开会来几个外宾就算是国际研讨会了，有的时候整个国际研讨会都要跟着用英语发言，凭什么？还有，我们凭什么要用英文在国外发表？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我们当然可以坚持用中文，但要看场合和目的，我们既要考虑怎么样把我们的中文介绍出去，也要考虑如何跟世界融合，在国际交流场合，为了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只讲中文不讲外语肯定是行不通的，至少在最初阶段单纯用汉语行不通。这个时候必须会一门外语，我们必须借助外语这种语言工具对中国文化进行翻译。谈到翻译，我们就要考虑以下问题，翻译什么出去，怎么样翻译，有什么样的翻译观，这是非常重要的。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全国沸腾了，特别是翻译圈里面，葛浩文一下子声名斐然了。我们国内把葛浩文捧得特别高，他成为介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第一翻译家。其实葛浩文的翻译观，就是把翻译看成改写，认为译者有权利操控文本，甚至对原文进行再创造。葛浩文翻得好不好，我们可以从技术层面讨论。但葛浩文提出的这种改写式的翻译，值得商榷。不能因为他翻译的莫言的小说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对他的翻译主张不加以质疑。此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个主体性的问题和效果。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学理上的东西我就不展开了，我举个例子。我们国内有学者竟然说葛浩文翻译莫言的小说是一字不差的翻译。对这样的学者我是比较气愤的，我看他根本就没有看莫言的小说，也没有看葛浩文翻译的莫言的小说。比如葛浩文翻译的莫言的《丰乳肥臀》这部小说，将第39章全部删掉未译，1.1万多个字，而莫言小说中有关性爱的部分葛浩文则是全部重写，他还将小说中提到的“观世音”译成“圣母玛利亚”，如果这也叫“一字不差”的翻译，是言过其实的。对于西方的翻译观，我们国内学者应该多加分析和思考，不能全盘接受。

我们现在提倡学术多元化，非常好，但是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同样应该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要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应该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只有一种声音。如果让这些学者把中国的文化介绍出去，那么介绍出去的、经过改写的中国文学也好，学术思想也好，还是中国文学或者是中国学术思想吗？这种被改写的作品走出去，还是中国文化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特别要看被改写的是哪一部分，如果被改写的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把一些特别能够表现中国文化思想的、特别精华的东西改掉了，或者写成相反的东西，这是我们应该抵制的。如果是扭曲的改写，走出去以后会曲解所介绍的中国文学文化，进而使国外读者对我们有所误解甚至抱有敌意。所以，翻译是非常重要的。究竟由谁来翻译是一个问题，怎样翻译也是一个问题，而对待翻译的不同意见，怎么样能够形成一种讨论式的局面，而不是单一的声音，有自己冷静的思考和独立的价值观，就更是一个问题。作为学者，如果重复别人的东西就等于自杀，爱默生在宣扬其超现实主义思想时明确提出，模仿就等于自杀。

通过翻译这个途径走出去，我们还要考虑国外的市场，不同的区域与不同的国别有着不同的市场，就是有不同的流通方式、读者群、接受方式、运作方式，等等。比如说，从出口中国产品方面来讲，要想进入英国市场，直接找百货大楼、超市、经销商，充其量可以做成一笔小买卖，但从此之后就完了。正确的途径是找他们的进出口公司或者承包商，通过这样的渠道才能够进入英国的市场。青岛海尔空调进入英国市场用了不到8个月，做得还是蛮成功的，这也是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得知了进入市场的正确路径。如果途径不对的话，就很难。我们国内另外一家格力空调是最早进入英国市场的，但是市场份额也就是零点几，它的错处就是一开始通过经销商把自己的产品摆到超市里面了，结果得罪了一大批进口商和承包商，所以路径非常重要。市场是一种低调而隐蔽的权力话语。(https://www.daowen.com)

就翻译出版而言，在美国想出书特别是文学作品的话，没有书商的认可是很难的。国外出版社编辑的权力相当大，跟我们国内编辑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编辑有全部运作的决定权。那通过他出版中国文化作品可不可以？或许是可以的，但是书出来以后整个流通领域会抵制，书商方面会抵制，所以我们要找对正确的路径。我们需要了解、适应这个市场，用实力和财力在一定程度上跟这个市场并行不悖。尽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根据观察，莫言的书只是摆放在书店不起眼的地方，而且也就《丰乳肥臀》这一本，在旧书店还有几本二手书而已。这一严酷现实值得我们思考。国内有几位作家的作品，例如刘震云、贾平凹的作品，都翻译出去了，但国外图书市场上几乎看不到，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果不了解市场的话，文化走出去就非常难。

西方市场喜欢什么？用葛浩文的话讲，他喜欢带有政治和性的中国作品。政治一定是跟西方社会主流的东西有差异的，一般的差异还不行，最好是能够逆向的。为什么张艺谋拍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西方受欢迎？因为符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给西方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如此之落后、低下。这是非常不好的。虽然张艺谋在介绍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我个人以为可能未必是正面的。李小龙武打片中积极的东西很快就给抵消掉了，这是我跟西方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提出的问题和想法，我觉得这是比较遗憾的。我想以后我们要考虑到西方市场这种隐蔽的权力话语，既要适应他们，又要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做。

【注释】

[1]乔国强，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