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共通性和软力量
艺术表演主要是文艺界的工作，我们要把文艺作品做好，不仅给中国老百姓看，还要扩大国际受众面，这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太理想。中国那么大，国家投入也不少，但文化输出的效果有时候还比不上一些小国，比如我们的邻国韩国。四十年前他们好像还不如我们，但这些年进步得非常快，在电影、电视、音乐剧这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力，“韩流”已经影响了我国很大一部分年轻人。对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在国际上讲好自己国家故事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先来举一个我们自己探索讲好中国故事的例子。2012年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首演的我写的《苏州河北》，后来改为音乐话剧《白马Cafe》，英文是“Shalom Shanghai”——犹太人的说法。这个戏于2012年3月1日在上海首演，首演第二天我就飞纽约了，原来我跟纽约电影学院说好要给他们排一个布莱希特的戏，到了那儿跟他们的校长、教务长说起我有这么个戏刚首演，他们说那你就排这个戏吧。他们都是犹太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在上海的故事——这事全世界都知道，因为犹太人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在饭桌上就决定，马上开始在纽约排一个全英文的讲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故事的话剧。上海的双语演出是在原来的犹太教堂（摩西会堂）实景演出的，就是现在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我们跟外国人讲中国故事，要想引起普通外国人的兴趣，完全讲中国的故事——例如红旗渠的故事，他们多半会摸不着头脑，觉得是宣传，不会有太大的兴趣。我们讲的故事能不能跟他们有点实在的联系呢？犹太难民在上海的故事是现当代最易于在国际上讲好的中国故事之一，很多犹太人用他们自己的话已经说过了，但一直没有一部大型艺术作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市的领导就注意到这个题材，很多历史故事是可以变成戏、变成电影的，好莱坞就有很多基于历史的电影。领导关注这个题材，想做文艺作品，为什么拖了很久呢？因为这里面没有冲突，中国人和犹太人没什么冲突，连日本人对犹太人跟纳粹比起来也似乎客气太多。没有冲突不好编剧，可以做舞蹈，戏剧最难，电影也难——纪录片可以，故事片就难。因此拖了很久。
我在美国读书、教书十五年，认识很多犹太朋友，但那时并不太了解上海犹太人的故事。回来后一个导演跟我说了一个历史事件，我听到后就说可以写戏了。1943年希特勒要求日本占领者“解决”上海的犹太难民问题，日本人把1938年以后进入上海的所谓无国籍犹太人集中到四个街区——上海的“隔离区”，没有通行证不准出来。这是一种不直接杀人的集中营，如果有人病重拿不到通行证，不就生命危险了吗？我根据这个历史背景开始编剧。这里有尖锐的冲突，但我们强调的是上海人和犹太人面对日寇压迫同舟共济。上海离苏北的新四军总部很近，有个当过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的犹太医生就是从上海过去的。上海是当时的贸易中心，西药从海外进来都要通过上海。我在戏里安排一对犹太父女开个咖啡馆，一个日本军官常到这里来，地下党也到这里找医药商人买药送去苏北根据地。这个戏近十年的多轮演出中有很多外国人参加，曾有美国人建议，为了加强戏剧性，设计一个新四军来上海买军火的情节，但我们认为治病救人更能打动人，还是以新四军买药为主要线索。全剧最后，犹太老人病重，如果硬被赶进隔离区，得不到救治就要送命，来买药的地下党要把药和老人一起通过苏州河送去苏北，但老人不想耽误新四军送药救人，反而挺身而出为他们牵制日本兵争取时间，让药得以从苏州河运出去。
这个戏得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各级领导的支持，演出后得到各方面包括各国人士的很多好评。纽约的演出也得到戏剧界的关注，看过戏的一个有名的犹太导演后来到上海再度导演此剧。这个故事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里面还有日本人——那当然不可能是好人，但这日本角色不是“抗日神剧”里面简单化的杀人魔鬼，他看上犹太老人的女儿，每天到这里来追女孩。但犹太女孩偏偏喜欢上了我们的地下党，地下党又有革命重任在肩。这个咖啡馆就像《卡萨布兰卡》（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故事的著名好莱坞电影）中的里克酒吧，也有很多政治的内容。后来我们将其发展成了音乐剧，还放进了新四军战士唱的《游击队歌》。这是个完全符合主旋律要求的戏，但也可以让外国人看，欧美人都觉得很真实，而且很感人。
首演时我请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与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王安忆来看。陈思和看后说，他认真地比较过中国的抗日作品和犹太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二者反映的是同一个正义的斗争，但作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却很不一样。我们的片子大多突显暴力反抗，作品很难走出国界，而犹太裔导演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等一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影片走遍了世界，他们刻画的多半是犹太人受难，而不是造反，是因为犹太人都是窝囊废吗？显然不是，以色列的军事力量谁敢小觑？但他们在向世界讲自己故事的时候，韬光养晦的功夫实在了得。犹太人的这种智慧，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我当时听他这些话还有点吃惊，现在越想越有道理，对于外交宣传更是特别有用——对外国老百姓我们应该更多地示强还是示弱？其实我国的核弹头数量比美国、俄国少得多，我们真要增加也不见得赶不上去，但我们没有。哪怕我们真做到了核武器数量超过美俄，也决不能说出去。为了提高我们的软实力，宁可多说我们其他方面的成就，也不要多炫耀武器。(https://www.daowen.com)
往回看，以前中国的软实力是怎么样的呢？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是中国的硬实力非常弱的时候，奇怪的是软实力相对而言倒还不太差。那时候的对外交流有至少三种渠道。第一种是外国人的讲述，像赛珍珠这样的大作家可遇不可求——现在就很难找到能把中国故事讲那么好的外国文化名人了。当时还有一位斯诺，采访毛泽东后写了《西行漫记》，给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大的正面宣传。赛珍珠写了一系列小说，是一种更软的“宣传”。赛珍珠一岁不到就被她的传教士父母带到中国，住在镇江附近的农村。有个不识字的保姆跟她讲了无数的故事，讲了很多传统文化，让她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文化了解得非常深刻，她写中国农民甚至超过了中国作家。她笔下的中国老百姓生活得很艰苦，人物有好有坏，但总体给大家的印象是很正面的。她最有名的小说《大地》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拍成电影又得了奥斯卡，可惜后来西方的“政治正确”让这个白人演员主演的电影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现在如果能有更多这样的讲好中国故事的小说、电影，会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种是林语堂这样的中国作家，他的《吾国与吾民》先是用英文写的，畅销了近百年，现在还在不断加印。我们需要更多这样中西兼通的人来介绍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孔子学院成立半个多世纪前已经做了很好的铺垫。
第三种的代表是戏曲界的梅兰芳——中国戏剧艺术家中空前绝后的人物。他是个专演女人的男演员，有些用西方政治观点来看问题的人批评说，西方人只喜欢他的手软，好像是变态的。国内也有人批评梅兰芳，鲁迅说梅兰芳不过是男人看着像女人，女人看着像男人。胡适原来主张全盘西化，说戏曲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应该全部取消，但后来他们发现草根老百姓很喜欢戏曲代表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取消。当梅兰芳要去美国巡演的时候，胡适给他写了序言，就说他好。果然梅兰芳出去取得很大的成就，那些受到西方教育的文化人的大力协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表演外国人看不懂，要有英文、俄文、日文的翻译介绍，文化人和外交官全力配合做好宣传，让当地的人能够理解这么一种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艺术，看到它的妙处。
这几个人的做法似乎都不是我们现在主流的外宣方法，但是他们做的文化交流效果非常好，让外国人不再瞧不起中国，让人觉得中国的艺术、文化非常好。
再往前推，在18世纪时，欧洲人心目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好得不得了，但那是虚幻的形象，被他们浪漫化了。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杂剧改写的《中国孤儿》到处演出。伏尔泰在法国是个持不同政见者，坐过牢，但写了很多书。他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中国的制度跟他们的完全不同，孔子的学说、中国的科举考试，他都觉得好极了。欧洲的文官制度相当程度上是借鉴了中国的比他们贵族世袭制更好的考试制度。
一百多年后，西方的中国人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两个西方人写东方人的戏特别有意思。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其实跟中国没有关系，讲的是日本人，但现在欧美最成功的华裔戏剧家黄哲伦解构了《蝴蝶夫人》，写了《蝴蝶君》，一个有华人主角的百老汇话剧，1988年得了托尼奖，两三年前又重演了。这部戏里有一个观点特别有趣。美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批判《蝴蝶夫人》，说它歪曲了亚洲人的形象。《蝴蝶君》也用了一部分原剧故事来嘲讽它。蝴蝶夫人是自杀死的，因为她那美国大兵丈夫家里有老婆，在日本“娶”她玩玩，回去就再也不来了。这个亚洲女人用自杀体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在西方男人眼里是一种悲剧性的美，但如果颠倒过来，一个金头发的“肯尼迪”女士被一个矮小的日本商人玩弄了，她会自杀吗？要是她也自杀，你会说她美吗？这个戏的华人主角对西方男人说：你们用欧洲白人的沙文主义和大男子主义来看亚洲人，好像我们全都是雌性的，丝绸是软的，艺术是软的，而你们就都是硬的，枪炮是硬的，科技是硬的，你们的钱也是“硬”通货。这个亚洲人告诉他们：其实我不比你软。最后竟是那个法国外交官爱人自杀死了，跟他的“蝴蝶夫人”颠倒了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