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与宗教公共外交
宗教公共外交应成为中国学界的活动舞台。学界要真正成为推进中国宗教公共外交的思想库和人才库，自身亟须形成以下能力。
第一，形成对世界宗教发展的长期趋势和当前动态的分析能力。在近十多年间，中国学界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能力已有相当大的提高，有关机构、会议、课程、讲座、培训、项目、出版物等为数已相当可观，在相关学科内宗教研究已呈“主流化”趋势。但就整体而言，除某些涉华问题外，中国学界对国际宗教问题的研究还处于介绍、积累和起步的阶段，缺乏具有统摄性的“元理论”，对宏观层面的世界宗教发展趋势和微观层面的各国宗教状况均缺乏原创性和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缺乏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大规模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未充分具备建设权威数据库和处理数据的能力。这些缺陷和不足均成为制约中国开展相关研究的瓶颈，与中国作为具有深厚宗教传统和全球利益的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第二，形成向国际社会有效阐述真实宗教国情、政策和实践的论辩和设置议题的能力。由于受到体制性因素的制约，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对本国的事常常是只做不讲或多做少讲，在一些涉及中国的重要议题上，往往集体失语，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现状所知甚少，甚至蜚短流长，在中国的真实国情与国际形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在宗教领域尤为如此，以至于民众覆盖面较窄的实地性和体验性接触，即“百闻不如一见”，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真实宗教国情的有限渠道。因此，在中国国内宗教问题日益具有国际效应的当下，“增强国际话语权、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充分展现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论述中国在宗教领域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正视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敢于发声和善于论辩，是中国宗教学界难以回避的使命。
第三，形成塑造中国国际宗教形象、参与宗教领域公共外交的能力。当前中国的国际参与已经不再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是日益涉及文化和宗教领域。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随着中国对外辐射力的增强，中国学界也日益走出国门，并且开始涉足宗教公共外交领域，部分实现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政府主导的传统公共外交向社会各界共同推进的新公共外交的过渡，为中国宗教学界进入公共外交领域提供了契机。
第四，形成引导公众舆论以及对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能力。目前，中国智库建设正在积极推进，宗教问题对策领域的智库也已在筹建之中。国内外学界关于智库的职能以及如何界定智库有各种说法。我认为国内智库至少要起三种“桥梁”作用：一是智库要在学界和政界之间架桥，要把新的理念、思想和建议提供给政府决策者，以推动创新思维、国家治理（善政）以及社会进步；二是要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架桥，促进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和互相理解，引导社会舆论，通过发布权威信息和提供建议的方式使“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三是要在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之间架桥，促进中外智库和民间交流。宗教或涉及宗教的智库除了上述三大功能外，还要在政府、学界、社会和教会四者之间的互动中发挥智力服务、对话沟通、促进变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