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文化景观的理论支撑

世界遗产所采用的文化景观概念，有着显见的西方文化地理学背景。尤其是世界遗产文化景观起始于乡村景观，至其发展出第二类活化持续演进的景观以及第三类与自然有关的非物质性的联想价值，深受新文化地理学的影响，但在范畴上，世界遗产文化景观侧重于自然和人文并重的地域。

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化景观概念来自索尔，一般来说，西方的文化地理学从索尔创立的“伯克利学派”开始。索尔将人类学、社会学视角引入人文地理研究，使得一向专注在艺术、自然风景的景观研究，初次探索人对于大自然的影响——文化的作用，探讨不同文化社会对于景观造成的不同结果。索尔经典的文化景观定义为“文化景观是由特定的文化族群在自然景观中创建的样式，文化是动因，自然地域是载体，文化景观则是呈现的结果”。他采用的文化概念，建立在否定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的基础之上。他将文化看作控制人类行为的决定力量，然而，他的文化概念是特定文化族群中预设的、超稳定的主流文化。在文化、环境和人三者关系上，文化是动力，人是行动者，环境是改造对象。这样的文化概念，具有很强的文化决定论色彩，20世纪70年代“伯克利学派”的“超有机”概念更是将文化视为超有机的机制、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超稳定结构，文化景观的研究是在探寻景观和这种预设的静态的文化之间的证据。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思潮为基础的新文化地理学的崛起标志着西方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新文化地理学对传统文化地理学文化的抽象性提出了抨击，认为文化不是抽象的存在，文化是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结果。超有机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文化存在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之中。邓肯的名言“文化即政治”深刻地体现了新文化地理学强烈的政治化特征。新文化地理学将景观的文化研究从人类学引入政治学，恢复了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联系，放弃了“景观是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表现”这类散漫的描述，而直指文化内涵的焦点——价值观念以及相关联的符号意义。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景观是“文化的意象”，是“看的方式”而不是“所见的”外在客观情景，其意义和形态受到强烈的主观意识的影响，是被带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文化所操纵的，景观以“文本”的方式记录了这种意识和文化，具有强烈的社会象征意义。因此，通过对此文本的解读，可以考察社会建构、权力竞争、意识形态和社会空间。此外，新文化地理学关心景观的社会空间性甚于其物质空间性，因此跳出了传统文化地理学的框架，偏重于乡村和历史景观的研究，将城市景观也纳入其研究视野。(https://www.daowen.com)

文化景观的这种观念转变，对遗产景观的保护影响深远。对于景观的意义解读，尤其是对于貌似自然的景观的解读，也必须放到整个动态的非物质性的社会环境中去。自然和人文的界限变得不清晰了。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景观的研究角度，也从精英文化、艺术唯美进入普通的、大众的、复杂演变的社会关系中。英国湖区的日常乡村自然景观也可能进入遗产保护的视野中，而不只是那些宏伟的景观。

这样的观念性转变直接催生并影响了世界遗产文化景观。前述的20世纪80年代世界文化景观的讨论就源起于乡村景观，至其设立时，已发展至包容非物质性的文化关联价值的三类景观。在这样的视野下，自然景观的文化意义被重新解读。1994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澳大利亚的乌鲁鲁-卡塔丘塔国家公园因其原先被忽视的强烈宗教和文化象征联想意义被重新提名，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文化景观遗产。还有诸多已属于其他类别的世界遗产有可能被重新提名而被列入文化景观，其中中国被提到的有10处，多数为中国的风景名胜区，包括峨眉山、武当山、青城山等，因为它们的自然景观承载着深厚的人文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