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2015年下半年，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了由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座谈会。当时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在之前，李克强总理批示了一个关于办事多、办证难问题的报告之后，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召开了此次座谈会，邀请了全国相关部门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区编办的主任和几个高校研究者参加这个座谈会。
在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说他到地方调研，常听到抱怨，办事创业要盖几十个公章，影响了效率，也容易产生腐败，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一次专题探讨会。而且，李克强当选总理后，在出席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就提出了他第一个五年总理任期的改革目标，即国务院各部门1 700多项行政审批制度事项要在其五年任期内削减1/3，这一目标过去三年多时间后，落实得怎么样？
2016年5月9日，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电视电话会议讲话中，李克强总理回顾了过去三年半的工作，对下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尤其是对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转职能、提效能等问题做了部署。其中，特别强调了在三年多时间里，1 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已经取消和下放了618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36%，提前完成了五年改革目标。例如，非行政许可审批已经全部取消，还做了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证，三证合一，有的地方还搞了五证合一，这是简政放权方面所做的最大工作。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以上海自贸区改革所做的探索最为典型。我刚刚完成了一项关于自贸区政府职能转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课题研究工作。这不仅仅是中央部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的要求，而且各省、市、自治区也相应地推进了各自的改革进程，一般的省份都达到了精简50%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甚至达到了70%的大幅度精简目标。
我们原来搞改革的时候，强调“最先一公里”，强调顶层设计，但是老百姓有抱怨，企业有抱怨——国务院不断出政策、出文件，但是在政策落地方面效果不佳。2015年下半年我到深圳讲学和调研，和深圳改革办的一个处长一起聊天。深圳的改革是带有探索性意义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出来了以后，中央关于各部委、各大条线、各大块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清单都已经设计好了，只不过按照既定的节奏在推进，为什么不能把后面的任务提前公布出来？因为改革路线图、时间表有推进的节奏，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让我们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向社会交代要有社会节奏，有些时候社会节奏太快，使政策很难落地，也会造成社会的混乱，表现为“最后一公里”问题。政策的设计、政策的执行和政策的落地之间有相当长的距离，“最后一公里”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最后一公里”问题，就是怎样把老百姓的需求和办事的便利作为重要的服务目标，体现出政府建设的公平性、公共性、回应性、长效性等特点。李克强是在2013年3月人代会上正式当选为总理的，他特别强调实质性的自我革命，将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下放，让利给企业，达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权责关系的重塑、管理模式的再造和工作方式的转型等目标。这是放管服改革的目标，表现为关系格局、权责关系、管理模式和工作方式的重塑。
放管服改革的第一个重点是一定要结合简政放权。目前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是有大量的与行政审批制度并行的情况，比如行业准入的资质证书等。围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去行政化”问题，真的太重要了。实际上，这些政府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即所谓“二政府”，搞的就是利益导向和利益格局，对开美容美甲店等巧立名目，层层刁难，考试、发证的目的就是收费，而要破除这样的利益格局是很困难的。因此，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表现出鲜明的自上而下设计和推进的特点，有时候地方进行的有效探索或者试点，最后一定要得到高层的呼应，直至在全国推开，才能取得良好效果。(https://www.daowen.com)
放管服改革的第二个重点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到目前为止，上海正在大力推进事中事后监管的创新做法，比如在自贸区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比如通过加强自我承诺等信用体系建设，在进出口商品过程中实行免检制度，一旦查到有问题会进行严厉处置。这种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也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一，放开以后谁来管？目前还不清楚。第二，管理的手段方法需要不断创新，可创新的方法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索着做。第三，放开后，市场却接不住，容易出问题。我们学校文科科研处曾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的任务，让我写一篇关于放开后如何实现有效监管的文章，所围绕的主题就是资格资质“去行政化”后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这种情况，已引发了很大的担心，尤其是金融放开之后如何有效监管问题，也在中央层面形成了争论。
2016年9月，上海自贸区满三周年，面临着向党中央、国务院交答卷的要求。上海市的宣传系统、政府系统、党委系统做了一系列部署，向社会宣传。其中有对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进行评估，上海市发改委找我咨询，涉及评估的目标问题，即当初的目标是什么，现在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很遗憾，事中事后监管的目标在不断地调整，刚开始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也只是干中做、做中学而已，真要评估改革的成效，只能通过企业的感受度等方式来评估，但不容易精准。
放管服改革的第三个重点是优化服务。虽然大家讲优化服务，主要是讲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但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讲提升行政服务水平（如今通行提法叫政务服务水平）。就这一点，广大老百姓非常认可这种做法和取得的成效。中共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内涵做了分析，简单而言就是四句话——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具体体现在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2008年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专门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对行政体制改革内涵大致做了界定，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四大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与此同时，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被广泛推行的“三重一大”制度，也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行政体制创新问题。比如说，文化部党组讨论的事情、省委常委会讨论的事情、市委常委会讨论的事情、区委常委会讨论的事情、县委常委会讨论的事情，都需要遵循这一基本制度。我们原来的决策体制把决策权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容易出现各种问题。上海在十几年前就率先总结出了“三重一大”制度，后来被中央在全国全面推广。2010年中办和国办联合发布了在国有大型企业实行“三重一大”制度的决定，即《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
这个关于国企“三重一大”制度的管理创新，连同上面所说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体系问题、发展路径问题，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涵。一般来说，政府职能要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实现公平正义转变，政府组织与人员向规范化、法制化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化转变，建成让人民满意的服务政府，最为关键的，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二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三是依法治国和行政现代化建设，对此官方也好，学术界也好，都已形成共识。
行政体制改革从功能类型化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是国家意志的制定，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也就是党中央搞决策，国务院搞执行。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务院的执行能力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