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走出去。中国文化内涵可以分成几大块，这几大块当中哪些应该走出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国家层面来看，我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非得有一个高端设计不可，因为文化走出去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随意而为的。有的时候介绍出去一样东西的时间先后顺序不一样，其影响效果就不一样：有的是相得益彰，有的还会相互抵消，所以我们走出去必须是系统的、经过高端设计的，要分孰轻孰重、前后关系、因果关系等。比如说，我们讲中国文化走出去，只介绍儒家的思想，后果是我们把儒家思想介绍出去了，让大家了解了儒家思想，但是同时会产生另外一个效果，即西方认为儒家思想就是当今认可的一种思想，不一定是领导阶层的，或者是国家层面的，至少是中国民众或者学术界认可的。假如我们不对儒家思想进行全面的介绍，而只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政治伦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那么西方社会也会产生一种误解，这种介绍在传播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可能让西方世界对我们中国的认知产生一些误解。所以走出去要全面、有因果关系，而且对传播效果要有预先的评估，先介绍什么会出现什么效果，后介绍什么会出现什么效果，等等。因为文化传播有时间性和地域性——这与文化认同程度有关系。时间性是指先后关系，像老师讲课一样，这节课介绍什么，下节课介绍什么，以时间的先后顺序来体现知识的系统性，所以这是文化走出去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考虑，我们只介绍少林寺，只介绍武术，而没有介绍音乐、绘画，那么也许人家会认为这个好看、很酷，但同时，也许会认为这是一个崇尚武术的国家。这个话题需要一个系统的统筹安排。系统就是必须要考虑它的连带关系和连锁反应，要有足够的认识和足够的评估。

第二个问题是谁走出去。这个话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回想一下，当年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屈指可数，特别是能够留下名字的。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派别的人来，而派传教士过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传教士传播宗教的影响力，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讲，它是一种精神鸦片，对人们精神方面的影响比其他的东西大得多，要更有效一些，而教会派出的这些传教士一定是有献身精神的，而且对自己所传教的内容非常熟悉。我们再看中国当年派出去的留学生。晚清王国维出去了，出去两次，第一次两个月，第二次五年，这两次出国有什么影响呢？他当时20多岁，类似于现在的青年学者，他出去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首先写出了一部评述《红楼梦》的著作，其次开拓了甲骨文这些新的研究领域。这不仅仅是回国之后对中国人的影响，而且在日本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举这两个例子就是想证明，谁出去是至关重要的。

我个人感觉我们现在漫撒沙子的做法会有一定作用，孔子学院在国外办了很多，效果是有的，但是我们要做出一个非常实际的评估，要把负面的东西考虑足了，才能够进一步推进以后的工作。我们现在派出去到孔子学院的有影响的学者屈指可数，不是没有，但是屈指可数，对此，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估。此外，我们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对象有一个年龄界限，不能超过55岁；美国富布莱特项目也有一个年龄界限，不能超过50岁。年龄界限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即美国富布莱特项目想干什么，为什么要设这个年龄限制，这里面是否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是让年轻人出去接受他们的教育，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50岁以上出去再接受教育就不容易改变其思想了，所以它设置了年龄限制。而我们国家留学基金设置了一个年龄线，在这一点上可能是没有意识到，55岁以上的资深学者出去是影响别人的，而年轻人出去是接受别人影响的。我们国家自己花钱，让自己的年轻人接受他国的教育。当然，接受一点西方的教育不是不好，有好处，但是从一个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来看，如果提高到国家层面，我以为，对出国人员实行人为的年龄限制，对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会有一定影响的。我们国家出钱，让一些做外语研究的人出国留学，更多的是吸纳别人的东西，这需要再斟酌。因为文化走出去牵扯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大家都说出国时间越长越爱国，出去的人对爱国体会很深，这是相对而言。涉及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话题，从国家资助的层面看，我认为应该一方面让一部分年轻人出去受教育，另一方面让年长的、有影响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专家也出去，这样更有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这是谁走出去的话题。未来应该考虑多让那些能真正把我们中国的文化精华传播出去的人走出去。(https://www.daowen.com)

第三个问题是走到哪里去。我们在海外建了很多孔子学院，欧美都有，还包括非洲国家，或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从国家的层面而言，对中国文化走到哪里去，也应该有全面周详的考量。我前几年去过几个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和去美国、英国、法国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去美国讲课，记得有一次有一百多人参加，我讲完了以后，大家提什么问题的都有，也有很不友好的问题，有的甚至问一些与讲课内容不相干的问题。这给我的感觉是有点“话不投机”。去匈牙利这些地方讲学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不是说他们更为客气一些，而是我们的共同话题很多，比如说我们在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候，谈他们的美学思想的时候，特别容易沟通。俗语道，下棋先占地，从国家层面上考虑，我觉得我们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有布局，怎么样先易后难，难的和容易的地方应该怎么样去做，都应该有所考虑。例如美国有一些州对中国不太友好，有一些高校的学者不太友好，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美国人有一个特点，喜欢强调他与你不一样，以此来凸显自己，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应该怎么应对？而欧洲又是另一种情形，你这里有了，我那里也想有，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由此可以引申出去，我们在文化走出去和布局方面，要对当地的文化、民族心理有所了解，这方面的一些基础工作是必须要做的。

第四个问题是何时走出去。这个时间不是指哪一年走出去，而是先后顺序。例如加拿大温哥华那个地方华人多一点，在那里先建一个孔子学院，过两三年再建一个，用渐进的方式。如果同时一下子建了好几个孔子学院，我相信西方社会有相当多的学者会认为是中国文化大举入侵。所以何时走出去，特别是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区域来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怎么样走出去。这也是比较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和前面的话题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走出去的形式非常多，办孔子学院是一个方式，一些学者、教授出去讲学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即翻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鼓励翻译学术著作，中国作家协会鼓励翻译文学作品，我个人感觉不管是社科基金还是中国作协，都有一点各自为政，缺少一个统领的顶层设计，这是其一。其二，单纯的翻译和介绍是一种途径，可取，但是也有所偏颇。因为现在翻译出去的经典作品多，而现当代的特别是当代一些学者的著作非常少，即便有个别当代学者的著作翻译出去，其内容也是有关古典文化和科技方面，几乎没有或很少涉及当代热门话题，也很少有人文社科研究的学术著作翻译出去。我认为，从中国文化走出去角度来看，这样做是不妥的，至少是没有一个大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