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流中文化认知的偏差

我感觉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考虑怎么看待我们的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国际上对中国自身文化的认知，过去有两个极端主义：有时候感到很自卑，有时候又感到很自大。实际上，这两种认识都有一定的偏差。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在走向多元化，文化多样性成为我们当前的焦点，我认为在文化多样性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文化交流，既不能自卑，也不能狂妄自大，而应该以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人家的文化，同时对自己的文化要有深刻的理解。多年前，撒切尔夫人在一次很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说，当代中国在向世界出口电视机产品和其他的电子用品，经济似乎也在发展，但是其出口不了思想、观念和文化。听了这个话以后大家都感到很气愤，但是回想一下，我们的确存在这个问题。虽然大家强调把中国文化推广出去，但是有多少文化被国外认可？

我从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的经历来看，深感如此。一方面，外国承认中国文化有魅力；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中真正受到国外认可的并不多。有一次我和弗吉尼亚大学校长谈我们合作的问题，他跟我说：“陈院长，你要我们的学生到你们华东师范大学来学习，你们能提供什么？你们哪些学科是受学生喜欢的？理工科基本不要谈，只有你们的语言文化我们还可以来学习。但是回过来你们的语言文化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老外的直率让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到底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东西。(https://www.daowen.com)

七八年前，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召集了我和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一批人文骨干教师（约十人）商议一个得到国家授权的出版项目，主要围绕中国文化来写。那么写什么中国文化？其中一个著名历史学教授提议说，我们写十大皇帝、十大宰相或者十大美女给他们看看，这就是文化输出。但是从外国人的角度看，十大皇帝、十大宰相与他们何干呢？他们最想了解的是中国人的生活现实。在对外汉语学院的时候，美国好几个大学和我联系合作，有上海纽约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他们来了以后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这中间有一点让我感到很困惑：他们来了以后只用个别他们认可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来进行教学和培养，不用老教师，也不用我们的教材。他们名义上说来学习中国文化，却不用我们的教材，我感到不解。当时我们想，作为一种礼貌和尊重，他们想用自己的教材就用吧。之后，有一次我和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国外大学负责人谈话的时候，我说：“你们搞的对外汉语教学用的是什么教材？能不能给我看看？”他说可以，但是不能外传，就在这里看。我看了其中一本教材以后有点傻眼：我所想象的中国文化在里面都见不到，他们所谓的中国文化就是我们到了中国以后，会遇到什么事、怎么生活、怎么吃饭、怎么和人交际。教材把现实中的中国日常生活文化做了很详细的介绍。他们所教的就是这些内容，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中国的孔子思想、孟子思想。这些孔孟思想毕竟只有少数外国学者会感兴趣，他们这本教材讲的就是普通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等，很实用。为此，我马上组织系内本科生编了一本《走进上海》，介绍外国人来上海，从进入海关后，碰到的语言的点是什么，文化的点是什么，到小菜场买菜怎么讨价还价等，这本书出来了以后颇为热卖。

我们想象中的文化交流好像很“高大上”，但是缺少了思维互换：一个人进入异国他乡之初会思考什么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到了美国、日本，进入那边的生活圈子首先会考虑什么问题？所以我感觉到对我们自身文化的了解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上层和下层，其中更重要的是了解中华民族的深层的根基性文化，这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基础。比如说我们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多数人肯定回答，为了圆圆满满，但是外国人会想到为什么要用这个圆形的东西来表达我们期待团圆的愿望。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年法国的一批研究生在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冬季的第三个学期，中国过春节了，教师过年几天都会休息，饭店也不开门，这些学生没有地方去，办公室主任建议让他们到我家来。我是上海“土著”，从小会做菜，按照中国最传统的过年习俗给他们做了一桌菜，比如说一进门要喝元宝茶，吃完了年夜饭以后到半夜里要吃元宵。我教了他们怎么做元宵，过了二十分钟以后一看，这些法国学生有的做成三角形，有的做成长方形，有的做了一匹马，还有的做了凯旋门。我说：“错了。”他们问：“错在哪里？”我说：“中国人做元宵意味着团团圆圆。”他们说：“我们也表示团圆。”有一位学生讲：“我做的三角形，三角形最稳定了，正方形也很稳定，放在桌子上不会动，不像你们圆的东西放在桌子上会滚下去，一点都不圆满。”我晕了，外国人怎么会这么想？我意识到以我们的思维方式教他们是不行的，他们对我们的文化的理解也是有差异的。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圆的，为什么圆？“团圆”只是最表层的解释。第二个例子：兵马俑世界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有的老外观察比较仔细，他们问：“你们秦始皇陵墓的门为何向东开？你们中国人的门不是朝南吗？”这个问题我们很多老师一时回答不出。我们原来可能认为语言是最好教的，但是到了国外才发现，老外没有把你当作研究语言的教授，他们当你是汉学家，他们会问你们的门为什么这么开，为什么数字中有这么多禁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感觉到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交流和推介要分两步走，不仅从大的文化角度走，更重要的是从下层走，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民众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