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需要中国话语的崛起
2011年初，我出版了《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反响比较热烈，不少单位请我去做演讲。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做了一个谈我这本书的演讲。现场一位媒体人提了个比较尖锐的问题：“难道你不知道‘7·23’高铁事故吗？这也是中国震撼吗？”我是这样回答的：这是一次动车事故，不是高铁事故，动车和高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场事故是一个悲剧，我们要调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动车和高铁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安全运行5年了。看火车的安全记录，要有载客量的概念，中国一个春运的火车载客量大概比德国10年的载客量都要大，所以中国的铁路安全记录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记录之一。我们不能以一起事故就否定中国铁路人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我走过的国家多，我问他：“你坐过美国和英国的火车吗？坐过印度的火车吗？”我说：“我们的动车高铁应该是研究生水平，美国、英国的火车是中学生水平，印度是幼儿园水平。”
回忆这段往事是想说明，我们不仅要把事情做好，而且要把事情说好，否则就会被西方话语扭着讲、反着讲，像高铁这样的巨大正资产都可能变成巨大负资产。11年前，部分西方势力和中国公知在互联网上兴风作浪，全面抹黑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国企生产的高铁肯定也是坏的。”这就是当时网络上的主流话语。亏得我们高铁凭着过硬的质量经受住了考验。总之，中国话语建设非常重要，没有中国话语的崛起，中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有人对我说，张老师，你老讲中国人要自信，我们觉得中国人现在已经很自信了，是不是可以少讲一些自信了，再讲要自负了。我说，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国人的自信心确实比过去提高了很多，但我也有一种感觉，这种自信还不那么巩固，不那么深厚。我们只要看一看刚刚经历过的新冠肺炎疫情。回头看，如果出于种种原因，这场疫情没有在西方全面暴发，那么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为疫情防控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发自内心的中国自信，一遇到风浪，我们就会失去定力。
我的中国自信源于自己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这是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和国际比较形成的自信。我认为中国模式虽然还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但它经得起国际比较。它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甚至胜出很多。我是最早提出中国模式的学者之一。我查了一下，我最早提出美国模式恐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是2006年，也就是16年前。那年我完成了一个长期的心愿，实地走访了100个国家。到2006年，我实地考察了106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自己对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比较完整的思考，随后就开始写我的“中国震撼三部曲”，同时用英文撰写一些文章发表在西方主流媒体上。2006年11月2日，我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The Allure of the Chinese Model”）的文章，论述了为什么非西方国家采用美国模式大多失败，以及中国模式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当时正值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参加这个论坛的非洲领导人人数超过参加非盟首脑会议的领导人人数。我说，他们来中国参加这个论坛，不仅是为了推动贸易、投资和援助，也是为了了解中国发展模式。我走访百国后，发现美国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总体上非常失败。我做了一个预测，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的吸引力会超过美国模式。当时《纽约时报》还有一点制度自信，发表我这种小众观点的文章无伤大雅，还能显示自己开明，但今天它大概不敢发表这样的文章了。
我一直主张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中国话语的崛起，没有自己的话语，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作错的。我提出我们要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打好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中国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话语，这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坚持中国道路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但在今天仅仅靠官方话语是不足以应对西方话语挑战的，因为今天西方对中国的话语围剿是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及其组合拳，所以我们的反击也需要这四种话语及其组合拳。
话语的背后是一个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的支撑。依靠别人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甚至追求与之接轨，是无法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的。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关注。例如，德国历史上曾长期被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视为野蛮地区，但德国知识界和文化人选择了建构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以挑战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通过唯心主义哲学强调精神的力量，批判英国的实证主义，论证国家是理性的最高实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强调精神层面的文化，指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明丧失了真正的文化创造力。歌德和席勒等的文学作品聚焦人的内心和精神追求，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强调物质性欲望形成对比。德国知识界将德国文化自诩为更高的精神性成就。德国这种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的建构，虽有不少缺陷和问题，但深深地影响了德国人的集体心理，使德国主流知识精英迄今保持着一种对英美文化的“心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奋发有为，努力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化—思想—知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话语的崛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我个人认为，中国话语建设和文化—思想—知识体系的建设，首先需要一种对中国和世界的整体把握，从而确立中国人对中国和世界的主流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