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1942年，美国学者拉尔夫·特纳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对外文化关系的“特纳备忘录”，明确提出了国家“文化外交”的理念。文化外交是主权国家为维护本国利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以文化传播为内容，以文化交流、沟通为主要手段，以和平方式开展的官方外交活动。文化外交始终属于国家战略范畴，是国家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化产物。文化外交概念的产生和重要性的凸显，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文化交往从原来的低政治（low politics）范畴到全球化背景下高政治（high politics）范畴的转变。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特纳即认为“文化外交”就是由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对外文化交流行为。文化外交具有柔软性，也被称为“柔性外交”，相比其他外交形式更易被外国政府和民众所接受。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外交活动领域的重要路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外交与政治、经济、安全外交共同成为建构国家实力的四根支柱。
文化外交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思想性、隐蔽性和长期性。文化外交是为了争取国际民心，是赢得人心的战略。文化外交的重点在于改变或影响人的思想观念，通过思想上潜移默化，使本国的民族文化被对方国家与民众了解，并且通过本国文化的吸引力输出本国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文化外交因而具有思想性。文化外交又具有隐蔽性，文化作为人们思想观念、历史发展的一种长期积淀，既可以通过自身直接发生作用，又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等有形的载体间接发挥作用。文化外交是文化的运用，它以发展对外文化关系的名义，通过文化交流的形式，如通过教育、艺术交流、人员往来等方式来进行。由于文化手段上的和平性掩盖了国家文化外交的真实目的，容易被人接受。文化外交还具有长期性，这是由文化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为文化的培育、发展、传播就具有不同于政治与经济的特点，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此外，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因此，无论从动态上看，还是从静态上看，文化力量是一种渐进性的力量，而并非是一种突发性的力量。总之，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既有不少共同点，也有着不同于其他外交手段的个性特征，发挥着独特作用。中国开展文化外交既要捍卫民族文化之根基，保障国家的文化安全，又要推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使一国文化资源转化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文化财富，使中国形象和中国故事为世界所理解和接受。要完成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使命，文化外交官任重而道远。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和深化，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新环境，迫切需要培养新型的国际化人才，也就是说，对我国的文化外交人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首先，文化外交官应当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思想素质，爱党爱国。文化外交官的一言一行，体现的不仅是人格，更是国格。因此，提高文化外交官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十分重要。多年来，国家文旅部在做好驻外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强化政治忠诚教育等方面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把理论学习与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对外文化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学习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引导驻外文化干部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复杂环境中，能够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其次，文化外交官应根据新时期文化外交工作新要求，不断拓展知识面，提升个人素养。除了应该具有超强的语言能力和谈判技巧外，文化外交官还需要了解和掌握本国与他国的外交政策、外交实践，以及双方的历史、文化，尤其对中国国情和历史要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要传播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涉及传播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的表达问题，也就是说要以合适的话语体系为载体，进行对外文化的传播。而话语体系的建立本身就应该在既深入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又充分掌握传播语境的前提下，这个话语系统不仅能彰显中华文化的特色，适合承载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也应该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能够听得懂、能够理解的话语，它能跨越不同语言、文化和风俗的障碍，用他国能够理解的表达方式来阐释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真正达到“对话”的效果，引导世界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国。因此，我们的文化外交官必须对中国文化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当然，了解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各种风俗习惯也是必不可少的。做到学识渊博，所谓既懂中国，又懂世界。(https://www.daowen.com)
最后，不断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交流技巧和应变能力。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各民族文化多元混杂，在这样一个缺乏国际普遍认同的现实面前，我国的文化外交工作异常艰巨，如何在国际交往中做到融通中外，为中国价值观的表达寻求更大的表现空间和更活跃有效的表达方式，从而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对于文化外交官的专业技能是一项考验。高超的交流技巧将有利于推动我国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优秀的文化外交官要以灵活多变的姿态参与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多形式、多渠道的双边及多边文化交流中。
我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实施、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均有赖于文化外交官，文化外交官的素养与视野因而在对外交往中起到巨大的作用。为此，应当注重文化外交官个人能力的全面提升，从而在国际外交领域游刃有余。
本章收入四篇演讲，汪志刚的《文化外交官的职业素养与要求》认为，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标是树立国家的良好形象，我们一切具体工作都应该围绕着这一总体目标。文章就文化外交官的职业素养提出了五方面有针对性的具体要求，即第一是事业心和责任感，第二要有大局意识，第三要有学习意识，第四是纪律意识，第五是创新意识。唐亚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及建设好服务型政府三个方面，对行政体制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进行了阐释，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四大目标，即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对照绩效化、专业化、理性化的标准，建设好服务型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奚洁人的《领导者的用典艺术：谈故事领导力与领导艺术》对领导者如何讲故事、如何用典进行了阐述，认为不仅文学家、戏剧导演和表演艺术家需要讲故事的能力，领导者同样需要，因为领导力就是影响力，故事是领导力的重要载体。如何运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思想观点、传播价值理念、进行相互沟通，是领导者的一种重要领导力，也是很重要的领导艺术。而用典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可以含蓄而深刻地阐发有关思想观点及其象征意义，所以，古今中外的领导者常常会在演讲、著作和交流中适当地运用典故，以提升和扩大领导影响力。忻平的《学习党史与提升政治素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都要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要搞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文章认为党史、新中国史是教科书、营养剂，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党的使命宗旨和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