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中国的迅速崛起确实震撼了世界，正影响着整个国际格局和秩序的演变，但是读懂中国的确不容易，因为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盲人摸象的解读太多，每个人都看到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就认为这是中国的全部。那么有没有什么概念能够更为全面地（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概括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呢？我自己提出的“文明型国家”是一种尝试。十来年过去了，应该说“文明型国家”话语经受住了检验，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不小的国际影响。
何谓“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即中国。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也可能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无法实现的愿景。
西方不少学者早就提出过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们认为中国“民族国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态的国家”在中国却有数千年的历史。如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佯装出现代国家的古文明，中国不可能建立现代经济、政治、法律、军事制度。他将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态的国家”看作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障碍和包袱。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对中国“文明国家”的概念做了比较正面的阐述，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文明的监护者和管理者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他认为，中国一定会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他将“文明国家”的概念中性化。然而马丁·雅克亦认为中国的“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两种特性之间会有冲突，比如中国历史上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等，这使得今日中国存在重复旧日制度的风险，这种冲突“可能把中国拉向不同的方向”。
依我之见，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我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现代国家，我们接受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权理论、民族国家理念、人权理念，所以我们不会搞朝贡体系，不会搞种族主义。而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又使它与众不同，我们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这就是“文明型国家”与“文明国家”在概念上的差别。前者融“文明”与“（现代）国家”为一体，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现代）国家”则常常是一个矛盾体。
我认为“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我多次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理会英语的偏好；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就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需要美国资本主义来认可。这是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历了五千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https://www.daowen.com)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出版后不久的2011年6月，我与“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先生在上海就中国模式和中美政治制度比较等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我的立论就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中国目前还处在自己复兴和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中国正在探索超越西方模式的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
当时正值“阿拉伯之春”爆发不久，福山认为中国也将经历“阿拉伯之春”。我认为不可能，中国崛起已经结合了中华传统与现代精神，而埃及等爆发“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恐怕还没有成熟到中国辛亥革命时期，“阿拉伯之春”不久会变成“阿拉伯之冬”。现在考证下来我是全世界最早做出这个预测的，“阿拉伯之冬”这个概念是我发明的中国话语，你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也没有关系，但只要你使用这个概念，你就接受了中国话语。
福山提到中国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我说中国政治改革一直在进行，中国政治制度已经融合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许多元素。我指出，更需要改革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它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如果不进行改革，美国可能会选出一个比小布什还差劲的总统，结果也被我不幸言中。
换言之，“文明型国家”这样的中国话语，揭示了中国崛起的一些规律，既可以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还可以把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参照系进行国际比较。我个人认为它是一种“中外融通”的外部世界可以听懂的中国话语，一种可以与西方主流话语进行对话、交锋并胜出的话语。
现在“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中国国界，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的一些主流学者都开始称自己国家是“文明型国家”，不管我们是否认同他们的叙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西方国家没有权利对他们说三道四。不久前，芒克论坛主持人邀请我以“文明型国家”为主题进行了一次高端对话（“西方该害怕中国崛起吗？”张维为对话格里菲斯），中外受众的反响总体相当不错。最近欧洲最大的中国研究机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文感叹：张维为等中国学者“正在积极重塑外部世界对西方的认知”，不仅吸引了大量的中国年轻人，而且在吸引“对西方制度日益失望的全球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