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用典艺术：谈故事领导力与领导艺术
奚洁人[1]
故事蕴含着多种艺术要素。讲好一个故事，会涉及诸多环节，比如，人物设计、情节构思、形象描绘、语言凝练、情感表达和节奏控制，等等。故事讲得好，就能提高传播力、扩大影响力。然而，讲故事的能力，不仅文学家、戏剧导演和表演艺术家需要，领导者同样需要，因为领导力就是影响力，故事是领导力的重要载体。领导者通过讲故事影响、教育和引导被领导者，既是形象教育，又有情绪感染，效果更好。因此，如何运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思想观点、传播价值理念、进行相互沟通，是领导者的一种重要领导力。学界称之为故事领导力，是很重要的领导艺术。
典故，一般是指关于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民间传说，以及神话、寓言、诗词、小说、戏剧、楹联的诠释运用和创新发展。用典，是一种修辞手法，可以运用典故丰富而简练、含蓄而深刻地阐发有关思想观点及其象征意义。所以，古今中外的领导者常常会在演讲、著作和交流中适当地运用典故，以提升和扩大领导影响力。因此，用典艺术也是领导艺术的重要表现之一。
善于用典是无产阶级领袖政治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在演讲、文章和著作中常常引用各种典故，以丰富而简练、含蓄而深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彰显了他们作为伟大政治家深厚的历史文化修养和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政治智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伟大政治家在这方面都有很高深的造诣。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实践中也经常会运用这种讲故事的领导艺术，并且对于古今中外的典故，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诠释精彩独到，寓意深刻隽永，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其主要特点包括：一是用典涉猎范围十分宽广，除大量引用中华典籍中的典故外，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化的红色经典以及世界各国的名作精品典故；二是坚持用典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文化人的原则，目的是从文化典故中启迪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是为了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三是体现了他高度的中国文化自信，倡导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文化理念，彰显其博大的文化胸怀，着力促进世界各种文明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交流互鉴，从理论和战略高度展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明观和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善于用典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高超政治艺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领袖用典的风格各有特色，但总是同他们所处的文明系统、所在国家的历史人文传统和具体社会环境、历史任务紧密联系，与其本人的历史文化修养直接相关。
马克思、恩格斯身处西方文明系统，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大量引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典故。比如，马克思多次提到希腊之神普罗米修斯，他早在博士论文中就强调“普罗米修斯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后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资本论》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都提到过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这名字本身有“预见”的意思，所以他是一位深谋远虑之神。同时，普罗米修斯是一位因盗取天火送给人类，而自己却被钉在高加索山顶峭岩上的英雄，所以在西方文化中，他也是一位富有反抗精神，为造福人类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之神。马克思、恩格斯推崇普罗米修斯，就是象征共产党人是富有理论远见和奉献精神的革命者，是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又比如，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喜爱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常常在著作中引用莎士比亚戏剧诗文典故及人物，以增强理论论述的形象性、深刻性和演讲、文章的文化底蕴与感染力。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中用“普鲁士的夏洛克”一词，将德国宰相俾斯麦比作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残忍贪婪、斤斤计较的犹太高利贷商人夏洛克，以揭露资产阶级的残酷和贪婪。恩格斯在其《流亡者文献》中，将英国伦敦的布朗主义者比作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莱特》的剧中主人公哈姆莱特，以此深刻而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机会主义者只是一伙高谈阔论、优柔寡断的空谈家。
列宁在著作中曾引用大量的文学典故，包括古希腊神话、《圣经》故事、民间传说，以及寓言、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典故。比如，列宁多次引用“奥吉亚斯的牛圈”和奥勃洛摩夫两个典故。“奥吉亚斯的牛圈”出自古希腊神话，后来人们用来比喻积满粪秽垃圾的极其肮脏的地方或积聚成堆、难以解决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写道：一切先进国家在完成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可是，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我们已经把它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列宁在这里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一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旧制度、旧机构及其社会关系，在俄国，经过十月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打扫干净。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一文中说，“在俄国生活中曾有过这样的典型，这就是奥勃洛摩夫。他总是躺在床上，制订各种计划”，“只要看一下我们如何开会，如何在各个委员会里工作，就可以说老奥勃洛摩夫仍然存在”。列宁在这里借用奥勃洛摩夫这个小说的人物形象，来批评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关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法制度的影响和昏庸懒惰等官僚主义习气，以及同共产党人的革命作风不相适应的思想僵化、怠惰成性、不思进取、无所事事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
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经常引用民间寓言、国学经典和四大文学名著等典故，在他的诗词中更是比比皆是，生动、深刻和形象地表达革命观点，教育干部群众，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同时，他也会引用西方的典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用过的某些西方文化典故。毛泽东的文章和演讲，大部分是直接面对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领导干部的，所以，他所用典故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大多是中国人民家喻户晓、喜闻乐见的，但又蕴含着深刻道理。同时毛泽东还会做出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解读，而且同一个故事和人物，常常还会有不同的解释，以教育、启发和引导群众。比如，毛泽东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比喻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就要像愚公一样每天“挖山不止”，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并且更重要的是光有共产党人的努力还不够，必须以真情“感动上帝”，就是感动和组织带领广大群众，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他明确强调，“我们的上帝就是人民群众”。再比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被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被比作敌人，讲他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对学员讲话时，强调了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机动和小白马的朴素务实，用以象征、比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抗大教育方针。1939年7月7日，毛泽东在华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风趣地引用了《封神演义》的故事，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还比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举例分析了《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故事。他指出：“《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这里毛泽东站在思想方法论高度，从“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中引出了多重道理：一是要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二是正确地解决问题，要从调查研究入手；三是战胜较强大的对手，要善于运用分化瓦解敌人联盟的方法；四是采取迷惑敌人的战略和策略。从用典角度看，这里毛泽东还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用过的“特洛伊木马”这个古希腊神话故事。
下面，我们主要介绍习近平用典艺术的类型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