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的必要性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当下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必要性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要学习？因为党史、新中国史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教科书，包含了近百年来我们党处理所有难题、复杂问题的全部智慧、全部经验的历史过程。我们党所有的经验、教训、方法、立场，全部体现在一部党史当中。
目前来说，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大概有四个原因：第一，这是抓好主题教育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内容。第二，学习我们党处理难题和复杂问题的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第三，利用党的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化解国际国内复杂局面。第四，完成两个百年目标。我认为其中关键就是第二条。
历史上国共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中共二大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有重大事情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得到同意才能做。共产国际指示，要求跟国民党合作，国共合作掀起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农群众大动员。中共中央从上海搬到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广州，实行紧密合作。合作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应该说，大体上国共合作是成功的，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中共中央长期在上海，中共一大明确党成立以后要搞工人运动，二大、三大以后提出要包括农民运动，共同革命。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广州之后，总体是顺利的，但也有不和谐音。孙中山介绍李大钊入国民党作为特别党员。但是国民党历史很长，有一批元老，比如国民党右倾的西山会议派元老谢持等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后，坚持反共，谢持和张继、邓泽如联名向孙中山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8月，他们又抛出所谓《护党宣言》，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
国民党看不起共产党，说小小的政治团体怎么和国民党这么个全国性的大政党合作？确实，当时我们党自己也说是一个小的、以政治宣传为主的团体。当时全党一共995名党员，确实难以担当起领导全国革命的重任。所以，当时的党中央决定将总部迁回上海，随即于1925年1月在上海虹口三益里（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召开了党的四大。面对国民党内的反对，会议提出要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为此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全国党，夯实基础，首次提出建立党的最基层组织支部和党的领导核心总书记，提出并实践群众路线。四大精神经过五卅运动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1925年底党员人数达到万人，翻了十倍。及至五大前，达到五万多名党员，真正成为全国性的大党。
当时国共合作也有成功例子，比如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一大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建立中央派出机构——执行部。上海执行部设于上海环龙路44号（今黄浦区南昌路180号），管辖苏、皖、赣、浙四省和上海市党务，各部长是国民党要员，但是秘书很多是共产党员，比如说宣传部部长是汪精卫，秘书则是毛泽东。毛泽东还担任文书科主任。当时的秘书实际权力很大，发文件要部长和秘书两个人签字才有效。后来汪精卫长期在中央，推荐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党抓住历史契机，很好地处理了1936年西安事变，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抓，消息传到延安窑洞，中共领袖们大为兴奋，第一个反应就是“杀蒋抗日”，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的革命兄弟们，难道不该报仇吗？同时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侵略野心已经表露无遗，而蒋介石的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即要先解决共产党问题，再解决日本侵略问题。这违反了民心，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所以此时中共中央改变策略方针为“逼蒋抗日”。因为蒋介石还是当时名义上的国家领袖，而此时国内军阀割据，一旦杀了蒋介石的话，群雄并起，整个中国要乱套。这个时候，人们对整个局势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包括蒋介石的态度也有所转变，有所松动。共产国际明确希望妥善处理此事，不希望中国内乱。中国共产党迅速改变处理策略，确定了“联蒋抗日”的和平解决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号召，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候，要求建立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城市最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的矛盾可以缓和。国共谈判最早在上海，潘汉年和张冲谈了一年后，交给国共双方高层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提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要起来抗战。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杀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政策变化中，我们党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坚持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原则性、灵活性。这就是历史经验。又如延安整个特区就是按照未来新中国的布局来建设的，政权的结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包括政治体系三三制，三分之一是党外人士，体现了共产党领袖们的魄力以及灵活性和原则性。
学习党史和新中国史的必要性，首先在于党史、新中国史是我们党科学判断历史方位的基本依据。
其次，历史关键时刻学习党史，是我们党行之有效的重要经验。延安时期，延安整风前所未有地学习党史、总结党史、研究党史。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做了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奠定基础，七大是我们党成熟的标志，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全党达成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非常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学习党史、社会发展史，也是为新政权奠定一个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初期，全党学习党史，关键是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不再搞阶级斗争式的运动，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延安时期，中共第一次进行了党性教育，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都谈党性教育，我认为毛泽东同志讲得很接地气，一听就明白。他说，什么叫党性？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这就是党性，而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就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专题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非常明确地提出并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的领导以及增强党性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党的法规，是第一个增强党性的文件。毛泽东为七大代表题词，四个字“提高党性”。很多人认为，“党性”是不是这些年才提出的？不是。党史上早已有之。
再次，学习党史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迫切需要。党史学习当中要坚持斗争精神，坚决进行自我革命，尤其是以主题教育为契机，以刮骨疗伤式的勇气来推进自我革命。
最后，借鉴历史经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当下中国无疑正处在历史上最关键的发展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握国际形势，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今天遇到的事情很多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为今天借鉴。清朝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在世界经济总量上最少的时候也有12%，最后还是灭亡了。关于清朝灭亡的原因，历史学家写了很多书，我认为千言万语不如李鸿章讲得清楚，“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可以说概括得极为准确。我们现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以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加以应对。
70年新中国史，一个很关键的方面是具有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长期布局，长期投资。比如说人口变红利，背后是教育的长期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开展全国规模的扫盲教育；1956年提出，在12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1986年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2006年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所以，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业人口直接成为工人。这可不简单，但我们做到了，什么原因？这些工人基本都识字，至少具有初小文化，稍加培训，就达到基本要求了。连续40年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现在外资企业嫌中国劳务成本高，转移到越南、柬埔寨投资，但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那里农民转化过来的工人缺少基本的文化水平，培训成本很高，没有那么好的工人条件。中国是基建大国，世界上最长最高的桥80%都在中国，而且刷新速度非常快，港珠澳大桥原来是世界第一，现在变成第三。据说特朗普问前总统卡特，为什么美国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中国了？卡特说很简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发动了30多场战争，花了3万多亿美元军费，中国不一样，美国忙打仗，中国忙建设。长期以来中国基建投资很大，有个说法，一元钱投下去搞基建可以拉动二到三元钱市场。教育也是一种基本建设，长期持续大搞教育，效果现在出来了，历史偏向有心人。
党史上有几个会议很关键，涉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第一，八七会议，从城市走向农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第二，遵义会议，最大的意义就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第三，包括七届二中全会、七大，接下来是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然后是十九大。
1949年3月，中央在西柏坡开完七届二中全会，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开始进北京。七届二中全会是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中央从3月份进北京，然后到10月1日开国大典。这半年当中，党中央在北京郊外香山，在这里，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这里，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在这里，中共中央同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筹办新政协，通过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党中央在北京郊区，算进城了吗？没进，但也算进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这是我们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革命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讲这个话有道理，因为未进已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