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译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攻坚

文化外译在我们学界也好，在译界也好，有一点急功近利，很希望马上能够取得成效。其实文化外译是一个长期的事业，某几部作品的外译甚至一个时期的外译努力是无法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的，它一定是长期的，有一定时期的积累，才可能实现文化外译的成功。现在国内学术界有一些做法，比如说国外有些汉学家在翻译的时候连译带改，好像不尊重我们的作品，我们就横加指责，其实这是没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接受有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想一想，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但是我们接受的莎士比亚其实与英国的莎士比亚不一样，我们读的朱生豪的译本跟莎士比亚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原文是诗体，而朱生豪的翻译是一个散文体，我们需要去指责朱生豪曲解了莎士比亚的东西吗？不需要，我们先通过朱生豪散文体的翻译，对莎士比亚有了一定的了解，然后前几年又有翻译家组织了一套莎士比亚诗体的全集，台湾地区的梁实秋也搞了一套诗体的莎士比亚的翻译。我们对外来的文化、文学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不要因为翻译的删减就横加指责，我觉得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有人提出一些观点，听上去好像是慷慨有力，比如有人就这么说，中国文化、文学“走出去”，是举国上下的共同目标，但是“走出去”的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被误解、误读的文学、文化，那么如此的“走出去”是不是值得期盼？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首先要让人家接受，如果别人都不接受，其他东西是谈不上去的。但是我们有些学者、专家的观点，听上去还是振振有词，他提到很高的高度，他说：“从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看，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不是某位作家、某部作品的诉求，也不是某个社会群体和某种文学类别的诉求，而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他文化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诉求，任何对文学、文化的曲解、误读和顾虑，都是与这个根本诉求相违背的。”这都是出自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这个观点听上去还是振振有词的，觉得蛮有道理，我们的文化不能被人家曲解，被人家误读。这里要讨论一个什么问题？拒绝是简单的，问题的关键是，你翻译出去，能不能被人家接受，得到传播的影响。简单拒绝是很容易的，但是能不能取得成功呢？现在有些人把它简单化，以为这是一个民族的志气、自尊、自重，不要给他牵着鼻子走。这里面就是一个文化差异，有一个时间差和语言差。我们要想一想，今天英语世界那些读中国文化、文学作品的读者，他们接受中国文化、文学是哪种水平，他的能力就与此相对应。打个比方，他们就是我们晚清时期的严复、林纾。我们读西方文化、文学作品的那些中国读者的水平，那是什么样的水平？能不能读全译本？林纾翻译的作品全部是删节本，因为当时我们对西方的东西还不了解，还要把这个小说改头换面，改成章回体小说，最后也加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们习惯于读这样的作品，一百多年前，我们是这样一点点接受西方文化、文学的作品。今天中国的读者接受西方文化、文学的水平当然是高了。今天如果我说出版一个删减本，你就不要看了，因为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删减本。倒过来一百年前，出版社说我是全译本，一定是没有人看的。那么现在放到西方英语世界，就是当年中国的状况。所以葛浩文就跟我说：“谢老师，《狼图腾》这么厚，我翻译肯定是要删减的，我不删减出版社不愿意出，读者也不愿意看，今天的英语世界，特别是英语世界的读者，还没有养成要读这么厚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习惯。”英语世界的小说一般都是二十来万字，哪里有我们这样四五十万、五六十万字的，很少，阅读习惯已经养成了，他们的写法往往控制在这样的篇幅，才容易卖得出去。这跟当今人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也有关系。所以在英语世界中，删减本也很受欢迎，书不厚，可以往口袋里一塞，地铁上、旅程中，都可以看一看。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到这个时间差，我们接受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文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西方有些英语世界的读者，也就最近二三十年，开始对中国文学、文化有了那么一点兴趣，这个读者的数量也很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要太急功近利，不要因为一点删减就大惊小怪，以为是歪曲了。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候，原先人家是第一人称，因为我们中国读者不习惯读第一人称的文本，所以马上改成第三人称，后面部分删掉了，以突出重点，林纾的翻译更加典型。今天在英语世界的“严复”“林纾”，他们在做中国文化、文学的译介工作，有一些删减甚至扭曲，我觉得不需要大惊小怪，对外来的文化、文学的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你要承认这样一个过程。

最后，我想讲两个个案，其中一个也是上海的。就是前几年的事情，上海芭蕾舞团到英国的伦敦大剧院去演出，我觉得很有意义，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去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不大一样，这个演出完全是商业演出，是一种商业行为。上海芭蕾舞团在伦敦大剧院演现代芭蕾舞《简·爱》，4天演5场，观众达到6 700人次。它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用的是你的语言，你喜欢看芭蕾嘛，我就跳芭蕾给你看；讲你熟悉的故事，《简·爱》就是你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又不是简单的你的故事，是由中国人在讲，里面有中国元素。我们把《简·爱》里面的疯女人拉出来，演出一段现代人的情感关系的芭蕾舞剧，让外国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整个编舞由一个国际编舞大师负责，所以它的语言是国际性的语言，舞美服装全都是国际上有名的设计师搞的，所以这个成功不是偶然。英国观众在看了演出以后，就说上海芭蕾舞团以后再来伦敦的话，我们还会来，希望那个时候能够看到用芭蕾舞演绎的中国故事。我非常看中这句话，通过今天跟你讲《简·爱》，讲你的故事，里面有中国的元素，激发起你对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的一种兴趣，就像美国的孩子看到日本的动漫，希望进一步接触日本文化一样。今天的英国观众看了中国的芭蕾舞演出，开始对中国文化、文学感兴趣，提出你们能不能下次来讲中国的故事。文化“走出去”，上海芭蕾舞团这个个案，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迪。(https://www.daowen.com)

第二个例子就是莫言的得奖，莫言得奖的背后有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什么问题？他的译者是谁？他的出版者是谁？作者和译者的关系怎么样？这些大家没有注意到。莫言自己很清楚：我的作品能够得奖，离不开世界各国这些翻译家。所以莫言到斯德哥尔摩领文学奖的时候，瑞典政府给了他14个名额可以陪他一起去参加颁奖典礼，他把名额给了他的太太、他的女儿；给了一个高密的老乡，因为高密是他作品的根据地；两个名额给了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夫妇，因为陈思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论家，他对莫言作品的推崇，对莫言在文坛上出名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另外还有9个名额给他全世界的译者，给了葛浩文夫妇，给了日本和意大利的翻译家。莫言很清楚，这些译者对他的作品走向世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跟译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要紧，莫言在这一点上很豁达，我的作品给了你翻译，由你做主，他非常信任译者。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我们有两个译本，一个是傅雷翻译的，一个是法国汉学家翻译的，那个法国汉学家中文也不错，语法上没有什么错，但你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难读，而傅雷的翻译，也许有好几句理解错了，但你觉得流畅，还是喜欢读傅雷的译本，这就是一个规律。所以翻译到最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与错的问题，所谓的忠实原文，这是我们在搞翻译训练的时候要讲的问题，对原文什么意思要了解，我们要尽可能完全准确地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但当我们真正从事文化交流的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更多还有其他的因素。从莫言个案我们得到启发，译者对读者很重要。就像我们走进书店，我看到这个译者，喜欢的我会买，不喜欢的我就不买，所以译者本身是文化、文学推介重要的因素。还有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我都没有听到过，我不敢买，我对它的质量不信任。这些东西都会起作用，所以今天我们在思考文化、文学的外译的时候，其实不能停留在我们的文化、文学的语言文字的转换，应该考虑到在跨文化交际的广阔视野下，必须要有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我们今天的文化外译行为，不要简单被一种似是而非的理念牵着鼻子走。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在文化、文学外译方面，有哪些是成功的，有哪些是不那么成功的，两者对照一下，就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从而发出声音，使得中国的文化、文学真正切实有效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注释】

[1]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2020年4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