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型国家”与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
我们可以从党的领导、协商民主、混合经济和中国价值观这四个视角来探讨一下“文明型国家”与中国模式的关系及其世界意义。
首先，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虽然都用“党”这个概念，但其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党”的英文是party，它的词根是part，表示部分，所以西方政党理论简单来说，就是社会不同的部分利益团体，每个利益团体有自己的代表，通过票决进行选举。而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的治国理政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传承。在过去两千来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执政。“文明型国家”本质上是“百国之合”，也就是历史上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而形成的国家，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如果也是“部分利益党”，整个国家必然陷入四分五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把自己定性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与时俱进。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
从世界范围来看，面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各国都需要改革，需要与时俱进，但改革是要克服既得利益阻挠的，这就需要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力量来推动。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改革就很难开展。西方模式下，往往是谁改革谁下台，这样的制度怎能不一路走衰呢？随着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制度优势和西方的制度劣势将日显突出。
其次，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从基层到中央，都采用协商民主的方式，遇到一个问题，大家经过商量，多次反馈、几个来回，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的全国政协制度就是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最好体现。
中国采取协商民主这种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质所决定的。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4亿人反对，所以中国文化中很难接受那种以简单票决制、赢者通吃等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制度。从思想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等从长计议、谋定而后动的传统。
相比之下，英国脱欧公投就很不明智，最终赞成脱欧与反对脱欧的差距只有3.6%，越公投社会越分裂，这样下去，大不列颠终将变成小不列颠。14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能达成共识做事情，这是西方对抗型政治制度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国协商民主制度集中体现了“文明型国家”的政治智慧，正引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再次，混合经济。中国今天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民本经济学的混合。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但已经创造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奇迹，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改善。在以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同时发挥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是这个模式最出彩的地方之一。(https://www.daowen.com)
从“文明型国家”的思想传承来看，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连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等。
我们今天享有世界最发达的互联网应用，背后就是中国模式的优势。美国的私营企业不愿意投资建设大农村的通信基站，这种投资可能长期收不回成本，而中国国企承担了把通信基站网络建设到所有村庄的使命，这也是中国致力于共同富裕的一部分。政府还投资建设了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村村通公路工程等，而我们的民营企业也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壮大，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做到“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并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前沿，这一切已经改变了世界经济和科技格局，其全球意义怎么评估都不会过分。
最后，中国价值观。2020年中国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开放式的、体验式的中国自信公开课。它面广，触及每一个中国人；它强度大，震撼每个敬畏生命者的心灵；它手段新，普通民众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手段，全方位进行中西方对比，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它道理直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显胜出。它使大多数中国人从“西方模式”崇拜的惯性中解放出来，犹如经历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也是一种伟大的中国“心胜”。这是中国人“生命至上”理念对西方“商业利益至上”理念的“心胜”，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心胜”。我们发现原来天天高喊人权的西方国家，居然不认同“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我们人民展示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精神，使西方四分五裂的社会相形见绌。我们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体现了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高度责任感，使我们能比西方社会更好地应对21世纪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我们视人类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积极支援其他国家的抗疫行动，与西方主要国家以邻为壑、嫁祸他人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次抗疫过程中展现出的这些中国价值观，有利于我们摆脱西方价值观的桎梏，形成我们的价值观“心胜”，使我们不只是平视西方价值观，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俯视西方的某些价值观。这不是傲慢，而是实事求是，我们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比西方的许多价值观更具人性，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更能够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这些价值观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们有中华文明的基因，也包含伟大的现代性，它们应该属于整个人类。
【注释】
[1]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