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07 疫情防控中的正能量新闻的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正能量新闻成为疫情期间新闻舆论的主流，为鼓舞抗疫士气、凝聚抗疫共识提供了积极正向的舆论氛围。从钟南山院士等抗疫人员的坚守到志愿者、外卖小哥等平凡百姓的付出，再到一连串“扔下10万元就跑”的做好事不留名，人性的光辉是如此振奋人心。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正能量新闻也是建设性新闻的一种具体表现，不过，某些正能量的舆论引导也引发了网友对媒体“消费弱势群体”的质疑。如何把握好舆论引导的度，是媒体今后应当注意的问题。
1.正能量新闻与建设性新闻：（1）疫情期间的正能量新闻：“正能量新闻”是利用“正确舆论引导人”“典型案例鼓舞人”的作用，助力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的新闻作品，既是社会常态运行背景下新闻作品恪守“正面报道为主”原则的体现，更是在危机事件、灾难事件中营造有利氛围的必需品。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正能量新闻是促成社会共识、激励正向行为、推动抗疫合作的重要手段。（2）正能量新闻包含的范畴：“正能量新闻”依然是新闻产品，必须满足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必须对社会上新近或正在发生的重要、重大、争议事件进行回应。包括能够就社会上紧迫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提供正向思考、解决方案、应对策略、引导示范并具有实际转化价值的新闻，能够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凝聚共识、强化共同价值观认同的新闻。（3）正能量新闻的具体体现：新闻媒体、网络自媒体及各类组织机构的新媒体账号通过具有示范和学习价值的典型案例来引导民众参与抗疫；通过对鲜活人物、事例的“事实+行为 +价值”的报道来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通过典型事例对疫情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有效做法、共性经验、科学机制、积极部署进行客观、详细的介绍、科普。
2.正能量新闻报道的误解与误读：（1）“灾难美学”现象：用歌颂体、表扬体、煽情体等不当的叙事或过度文学化、文艺化和情绪化的方式取代或回避对灾难本身及灾难防控中短板问题的关注；过度注重修辞手段的运用，刻意使用煽情句、排比句、四字成语及虚浮、空洞、华丽的辞藻。（2）过度渲染放大：抽离事件本身的生发语境对纯粹抽象出来的“积极”的一面进行放大和聚焦；对社会上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殊案例、极端典型进行过度的渲染或刻意的放大、拔高。（3）非理性乐观：部分新闻报道缺乏客观、中立和理性的态度，对严峻或未知的复杂形势持盲目乐观的态度；在新闻报道中强调单一的正向因素，过度放大或强调对形势有利的一面，忽略灾难的严肃性、严重性和复杂性；在新闻报道中，通过选择性报道、先有观点再找素材等违背新闻报道原则、规律的做法，人为制造过于乐观的预期。（4）不恰当类比：部分媒体和自媒体文章在剥离历史、现实语境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他群体的批评甚至嘲讽，以简单对比的方式强化自我的优越感。此类报道只聚焦表面现象，忽视深层原因，容易招致小团体主义、地方主义、民粹主义等情绪。（5）“时度效”问题：新闻报道要注重“时度效”问题，要考虑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注意报道的时机、尺度、效果，考虑疫情防控不同任务重点的需要，注重多种声音、多元话语的平衡，防止“高级黑”和“低级红”两种错误做法。
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正能量新闻的总体特点：（1）正能量新闻舆论常态化：正能量信息传播常态化，贯穿疫情防控全过程，努力为全民抗疫营造了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在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围绕不同时期的工作任务重点进行具有建设性的报道，总体上形成了以凝聚、鼓舞、示范、激励、公益、倡导等为特征的舆论氛围。（2）正能量报道对象多元化：正能量新闻报道经历了从“聚焦单一群体”到“呈现群体多元、聚焦重点事例”的转变，不局限于一线医护人员及医疗科研专家，而是全面覆盖来自各级各类、各行各业的群体，极大增强了代表人群的广泛性、多样性。（3）正能量传播行为自觉化：正能量信息由自发、自主走向自觉，理性、有人情味、富有感染力的正能量形成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在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各类主流媒体、综合资讯平台、互联网自媒体和商业互联网机构均成为积极、自觉传播正能量的主体。（4）正能量传播渠道全网化：从总体上看，从“两微一端一抖 ”到微信群、朋友圈等各类互联网群组，再到社交网络跟帖、评论区，正能量信息传播呈现“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盲区”的特点，充分覆盖了有不同媒介使用习惯和信息获取偏好的受众群体。（5）正能量新闻传播的效果：除个别阶段、个别媒体和个别机构对“正能量报道”存在错误认识并出现局部报道乱象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总体上紧张有序，配合了疫情防控不同阶段的任务需求，以贴近疫情防控实际、贴近百姓防疫需求、贴近民众生活面貌的方式，为防控疫情、防止扩散、有序复工等营造了良好的国际国内舆论氛围。
4.援助、帮扶类报道中的“表演”问题：（1）问题的提出：援助、捐助、帮扶类报道属于正能量新闻信息的组成部分，对于各类组织、机构而言，在灾难或危机事件中，出于人道主义实施援助并进行对外报道是树立机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良好形象的做法，故有专家认为，公共关系就是“努力做好，让人知晓”。但在一些特殊场合，不当报道反而招致负面效果。（2）典型案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部分报道引发民众反感，甚至招致激烈批评，如某些机构“摆拍”行为引发网民反感、部分系统驰援一线密集报道引发恐慌情绪（如殡葬系统）、部分机构对特定群体礼遇有加引发舆论对“超国民待遇”的考问等。（3）理论依据：媒介化社会突出了自我言说的重要性，自我言说是主体表明自身身份、阐释自身行为、建构自身形象的做法；一旦在网络空间中缺席，不仅该主体成为被表述的他者，甚至连该主体是否存在都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因此，“边说边做”“做好事要留姓名”成为媒介化社会的必然趋势。（4）相关反思：媒介化社会强化了“在场 + 言说”的重要性，上述案例之所以引发不当，其原因在于尽管身份和言说共同在场，但其言说策略依然是传统场景下的延续，未能让话语策略、修辞表达充分契合互联网空间的网络逻辑。
案例17 灾难类新闻舆论中的“萌化叙事”
案例简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央视采用“慢直播”对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施工进行“云监工”引发网民的关注。部分网友在评论中为施工现场施工设备取了若干“昵称”，甚至引发官方媒体开通“助力榜”为运输工具、叉车等“打榜”。此举被部分批评人士称为“灾难事件的萌化”。无独有偶，部分机构也频频采用卡通形象、卡通人物来诠释严肃的时政和疫情话题，如“江山娇”“红旗漫”等虚拟偶像。在 2020 年南方汛情报道中，也有个别作品以卡通形象、煽情叙事等方式呈现肆虐的洪水，部分观察者称“灾难变得可爱了”。
案例分析：（1）“萌化叙事”现象的提出：“萌化叙事”是指在灾难报道中采用将硬新闻软化的方式降低灾难严肃性、危害性、破坏性、威胁性的传播现象。其手段包括采用故事、卡通、漫画、昵称等手段，其目标是增强新闻信息的人情味，其本质是硬新闻的软化，是典型的“灾难美学”“消费灾难”做法。（2）硬新闻与人情味间的张力：“萌化叙事”主要源自“硬新闻”的严肃性与受众对“人情味”新闻需求之间的张力，对于软新闻而言，硬新闻往往是枯燥、沉闷、严肃、刻板等固化印象的代名词，受众接受门槛较高，难以形成情感上的共鸣。（3）网络社会的消费文化：网络社会的消费文化表现为一种浅层化、情感化、通俗化和娱乐化的特征，消费文化是紧张社会状态下的黏合剂，网络空间的这种反传统的文化氛围助推了“消费一切”的娱乐思潮，甚至包括灾难；网民疫情期间居家隔离及高频的网络生活也为这种文化的大量传播与消费提供了受众基础。（4）“萌化叙事”的麻痹效果：“萌化叙事”以降低灾难事件的严肃性为代价，同时也削弱了灾难新闻所承载的教育意义、警示意义，将灾难、抗灾叙事变成了无厘头的狂欢文化和“偶像—粉丝”间的大众叙事，是大众传媒与媒介用户共同制造的泛娱乐文化。（5）接近性与政治参与：近年来，主流媒体、官方机构较多采用萌化叙事寻求与青年群体的对话，在《那年那兔那些事》及《领风者》等案例中起到了积极效果，但一旦叙事的对象变成了严肃的灾难话题，尽管能够拉近受众与叙事主体的距离，能激发受众参与意识，引导民众的政治参与，但情感共鸣的基础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5.正能量新闻与批评性报道：（1）问题的提出：监督性报道或批评性报道，多以深度调查的方式对社会中部分群体试图掩盖的真相进行揭露，是新闻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最为直接的体现。有一种误解是，批评性报道与正能量新闻是冲突的，如贪腐类、凶杀类、暴力类等案例会营造一种社会的不稳定感。（2）问题的反思：鼓励正面宣传为主并不是禁止对负面问题、案例的报道，批评性报道是媒体发挥正常舆论功能、尊重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体现，有助于唤醒舆论关注问题并敦促解决问题。因而，对负面问题的报道所关注的不是能不能报道的问题，而是如何报道。（3）边界及原则：应致力于问题的反思及方案的探讨而非致力于对视觉、情感、道德冲击力的细节的过度呈现，应从理性探讨和深度反思的视角呈现问题而非单纯情绪宣泄或简单归因，应强化新闻报道的严肃性、公共性和启发性而避免将新闻事实当成满足猎奇、窥私、娱乐需求的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