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舆论中的“后真相”危机是如何产生的？

（1）“后真相”产生的技术因素：技术赋权了个体的信息生产效能，消解了机构生产者的专业约束；信息技术不仅重构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方式，也改造了人际关系的结构；个体认知的局限性以及社会救济手段的无效性，使受众缺乏对“后真相”进行突围的可能性。[7] （2）西方政治竞选的媒介化和公关化：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一种表演政治或媒介政治，即采用好听好看的方式迎合选民的趣味、刺激选民的情绪，而不是用理性的辩论和事实依据来说服选民，是西方政客在新媒体时代颇有效果的做法，这导致事实和表达分道扬镳。（3）社交媒体取代专业媒体：社交媒体与专业媒体相比而言其特征在于弱把关、弱审查、情绪化、浅层化和任意性，它不像专业媒体有着严格、苛刻的信息核查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取代专业媒体的过程也是用主观情绪和个人偏见取代专业报道的过程。（4）虚拟空间中的信任危机：无条件的信任和强迫性的不信任构成了乱象丛生的互联网虚拟空间中的两种极为普遍的极端倾向，这是一种社交网络的“信任异化”（trust alienation）问题，构成了“后真相”时代极为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动因[8]。（5）算法推荐技术的弊端：算法推荐技术根据个人的兴趣偏好有针对性地推送某些信息，也有针对性地过滤掉某些信息（过滤气泡），使用户永远沉浸在自己所认同的信息环境（信息茧房）中，遮蔽了自己对真相的挖掘。（6）用户媒介素养中的动机问题：新媒体用户所拥有的高表达自由度和低媒介素养问题构成了互联网时代一对重要的矛盾，同时，普遍存在的知识沟问题在互联网时代以信息沟、数字鸿沟的姿态出现，其中，用户的动机（desire）问题变得极为重要，较多情况下受众并非不愿意挖掘真相，而是不能挖掘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