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01 媒介与性别
性别的社会形塑与经济利益、文化规范、社会传统、政治目标等融为一体；其中，媒介在塑造社会性别秩序、实施性别控制、建构性别霸权、抵抗性别歧视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忽视，因而，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批判取向主要从批判的媒介理论出发，研究性别秩序、性别霸权及性别抗争问题。
1.批判视角下的社会性别研究概述：（1）研究取向：“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是女性主义批判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批判的视角探讨媒介所维护与再生产的种种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及其原因，并深入探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之中。（2）核心问题：媒介与社会性别批判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媒介内容再现的男女性别刻板形象、媒介机构再生产社会性别歧视的机制，以及媒介如何通过受众收讯的控制来发挥形塑主流社会规范与生活价值观的功能。（3）关键议题：思考媒介机器运转过程中导致的妇女形象的扭曲传播与“业界妇女边缘化”“社会性别关系刻板形象化”“社会性别阶层化”“社会性别歧视普遍化”等一系列问题，关注女性的媒介接近权、使用权及媒介对性别平等的建构思路，关注新媒介经济语境下女性形象被消费主义垄断甚至呈现出的色情化、物质化趋势等。[1]
案例50 情侣及家庭暴力新闻事件中的性别呈现
案例简介：2020年发生过多起与情侣及家庭关系相关的极端暴力事件，如“杭州男子杀妻案”“四川男子杀妻案”“失联女大学生被男友杀害”等。媒体的集中跟进报道和社交媒体的广泛议论符号化再现了社会现实中的冲突，引发学界及社会民众的思考。
案例分析：（1）性别的媒介图景建构：媒介对情侣、家庭暴力事件的再现建构了媒介图景中的性别张力，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新媒体与女性权益保护的复杂关系，媒体的集中报道和社交媒体的拼贴议论，使原本集中在私人领域、日常场景中的问题成为公共性议题，进而引起社会对婚姻、家庭等问题的关注。（2）性别暴力内容的呈现：媒介所展现的暴力冲突既在唤醒社会舆论对家庭及婚恋中暴力现象、暴力行为的关注，也在建构社会大众关于婚姻、家庭紧张关系的想象，在潜移默化中形塑甚至改变社会对婚姻、家庭、友谊的观念认知。（3）性别暴力内容的效果：新闻舆论集中呈现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事件不会直接诱发社会现实中的暴力行为，但会影响社会大众对家庭关系紧张程度的认识，甚至加剧青年群体的恐婚心理。尽管如此，恐婚心理等并非媒体报道单一因素导致，是个人结合外在多种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的结果。（4）媒介报道性别暴力的问题：在报道涉及性别暴力冲突事件时，媒体存在着固化的男、女性别成见，为施暴者进行软性开脱，苛求“完美受害者”形象，有意无意过度展示私人细节和暴力元素等问题；新闻媒体在报道家庭激烈冲突、矛盾的新闻时，应注重建设性而非趣味性和刺激性。（5）不宜固化两性暴力冲突：有关数据统计，我国目前超 2 亿名单身成年人中，30.1%的单身女性恐婚，19.3% 的男性恐婚。有学者称，此类案件报道中不宜过多渲染两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更不能将两性暴力冲突程序化、套路化、模板化，否则会加剧社会恐婚情绪发酵。
2.批判视角下的媒介与性别理论：（1）作为制度的性别：生活于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可能较容易感受到来自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控制，但未必能一目了然媒介形塑的社会性别秩序及其复杂微妙的控制机制。它往往与经济利益、政治目标和文化规范融为一体，而且社会性别的权力等级与阶级、种族、国家、地区、公民等范畴蕴藏的虚伪性与排斥性相互交织。（2）作为霸权机器的媒介：媒介作为建构与再现社会性别制度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对形成公众认知、维持与再生产社会性别不平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介文本从来不是简单地映射或反映社会性别的“现实”，而是构造霸权（hegemony），对于什么应该作为“现实”提供释义，这些释义看似必然、“真实”和具有常识性。（3）霸权的男性气质：根据康奈尔（R.W.Connell）的观点，在大众社会关系的层面上，高度程式化和苍白贫乏的男性气质的定义是构建居支配地位的男性与居从属地位的女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男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基石。这种霸权原则在支配国家和从属国家之间关系的全球秩序中得到抽象的复制。这种原则又反过来在新闻业的国际新闻制作中得到再生产。（4）综合作用的结果：媒介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角色隐蔽暴力的专制性质来打造社会共识的工具，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支配价值再生产，通过隐性的图像或文字、语音施与受众，进而再生产并巩固了男权价值观。[2]
案例51 “妇女节”的话语重构与社会心态
案例简介：2019年“妇女节”引发较大关注，先是商家 3 月初陆续将“妇女节”改造成“女神节”推出打折、促销广告，继而部分高校以“女神节”“女生节”等名义进行节日狂欢。“妇女节”在互联网上的遭遇折射出不同群体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心态，有媒体认为，“妇女节”变身“女神节”是“肤浅认识”对节日“严肃意义”的消解，“当妇女节变成了女神节，便是社会堕落的开始”。但也有评论认为，从“妇女节”到“女神节”是文明的巨大进步。
案例分析：（1）符号解读的群体差异：“妇女节”作为一个节日符号，在被不同群体进行解读时具有不同的含义，商业机构侧重“节日”层面的解读，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女神节”的修辞命名包装成购物节，青年群体则剥离“妇女节”原本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基于对“妇女”一词的误读或想象命名为“女生节”，而持严肃态度的群体则格外看重“妇女节”的历史含义及命名由来。（2）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妇女节”以不同的修辞方式和生活实践予以呈现，反映出时代环境、历史语境、阶层意识和社会文化等层面繁盛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互联网同一时间、空间平台上的交锋，故而不能用简单的是非观来评判现今语境下不同力量主体对“妇女节”进行的修辞改造或话语重塑。（3）话语折射的社会变化：“妇女”一词在青年群体中被阐释为“已婚女性”“中老年大妈”等群体及“传统”“保守”等的代名词，在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背景下，青年群体和营销力量既不放弃女性作为叙事主体的存在感，又不愿意承载“妇女”的传统含义，故而通过话语改造的方式实现两者兼顾。（4）被消费的“妇女节”：商家促销海报、校园悬挂条幅等都将“妇女节”包装成为女性群体服务的节日。资本力量通过“女神节”的命名实现了尊重女性、讨好女性的兼顾以期实现其商业目的；校园悬挂“女神节”“女生节”横幅则是男性群体面向女性群体的单线条叙事，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是被讨好和取悦的，也几无发声机会。两类现象都是对“妇女节”的消费。
3.媒介生产中性别歧视的原因：媒介的性别歧视和价值偏向，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并非孤立存在，它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因素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考察媒介中性别歧视的原因，必须把它放在整个社会的大体系中加以系统研究。（1）社会心理和性别观念的滞后：目前，尽管我国从《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立法方面确立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但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形成一种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根除的文化烙印。（2）商业文化和消费主义的泛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加剧了人类本能的放纵，享乐主义在社会成员中蔓延，不少人沉浸于物质享乐中，已经并正在接纳这种文化，传媒中的女性形象有时候也会受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被物化成为一种物质享乐的符号。（3）媒体导向和大众文化的易位：大众传媒不断强化男权意识，标举男权价值，通过大量的、重复的、高频率出现的含有男权文化观念信息的传播，对整个社会造成消极影响，对处于文化边缘和流浪状态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观念起着压制、约束、监控的作用，从而模糊男、女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把社会纳入男权文化体系之中，使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4.媒介实现性别平等的建议：（1）促进传媒领域正确性别观念的主流化：政府、传媒和媒体从业人员都应积极行动起来，促进传媒领域正确性别观念的主流化。有关管理部门应审查现行媒体政策，制定并优化传媒性别歧视的管理制度，支持女性与传媒研究，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传媒管理的政策领域。媒体应通过制定专业准则和行为守则等方式建立行业管理机制和媒体自律机制，促进两性平等地参与媒体传播内容的制作和决策，鼓励在媒体制作与分析中运用公正的性别描绘和使用非性别歧视主义的语言。（2）建立多元化的官方和民间传媒评估机制：通过网络成员聚会、举办研讨会、策划大型采访报道、撰写专栏文章等形式组织对媒体工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促进媒体以均衡的方式描绘多元化的女性形象，监测并抵制大众传媒中贬抑妇女、否定妇女独立人格、鼓吹性别成见的报道，为走向真正的男女平等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3）开展并普及正确性别观念教育：实现大众传媒中的性别平等，不仅是媒体的事，也不仅是妇联的事，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向全社会进行正确的性别观念普及。首先，应当对全社会进行性别观念的培训，包括在学校设立社会性别教育的课程，让公民在青少年时代就对其有所认识。其次，针对社区和企业进行正确的性别观念普及教育和宣传，让社会性别的概念和理论大众化。
案例52 学生教辅图书“分性别”引发争议的案例分析
案例简介：2020年8月某高校出版社出版的教辅图书《男生女生学数学》系列教辅教材因“男生用蓝版，女生用红版”引发媒体及舆论关注。在其公众号上，出版策划方称，将数学教辅图书分为男生版和女生版是基于发挥各自优势的考虑，且“男生在高端数学学习上更有优势”。对此，有观点认为，教材分为“男版”和“女版”只是营销策略，也有观点质疑此举是“因材施教还是性别歧视”。
案例分析：（1）不恰当的营销策略：教辅图书基于前期大数据统计，人为区分了适应不同性别的图书，只是一种相对较为新颖的营销噱头，但在实质上制造了男生和女生在文化和能力方面的区别对待的效果，因而招致部分群体的反感。（2）引发争议的土壤：近些年来，得益于中国媒体的正向宣传和舆论引导，性别平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社会舆论对刻意宣扬性别差异、人为制造性别差异，尤其是涉及性别比较的文化、产品、做法较为敏感，出版社教材“分性别”的做法无疑是对这种舆论氛围的挑战。（3）隐形的性别歧视：教辅图书策划方不考虑学习方法、学习投入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用所谓的“数据理性”人为制造了性别上的差异，用图书产品作为载体固化了性别差异和性别偏见，迫使不同性别的学生对号入座，更将这些差异延续至学生群体。（4）文化示范效果：用不恰当的方式制造体现性别差异和性别比较的作品，实质上是将一次性的营销噱头所无意释放出的性别偏见固定在市场流通的文化产品中，这种做法将会形成一种潜在的社会文化暗示。
5.替代性媒体与性别运动：（1）替代性媒体：“社交媒体”被称为“替代性媒体”（alternative media，又译为“候补性媒体”“另类媒体”），是近几年来媒介与性别关联研究领域重要的视角。另类媒体除社交媒体外，还包括非官方经营的带有地下色彩、小众化的媒介，如隐蔽的互联网群组、不为人知的直播房间等。（2）抗争的途径：另类媒体是性别抗争的重要平台，这些平台扮演的是主流媒体、大众媒体、官方媒体的替补角色，填补的是主流媒体、大众媒体、官方媒体所忽视的边缘地带。借助这些另类媒体，用户采用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方式形成关于性别的共识，塑造关于性别议题的共同认识，生产、分享和复制关于性别的知识，实现“为沉默者呐喊，为失声者呼吁”。（3）媒介的性别：大众传播技术、新媒介技术等都体现了性别、权力的合谋，制造了性别间的数字鸿沟和数字排斥问题，也使得媒介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女性的“被凝视者”地位，另类媒介活跃在主导性媒体的间隙，成为性别传播的重要舞台。（4）技术的赋权：社交媒体的“连接优势”打破了个体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可以使所有的孤立个体摆脱世俗的“道德及情感障碍”，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共情实现赋权”构筑“观念共同体”[3]，由私人领域的行为转变为公共性议题和公共话语，最终形成舆论共鸣。（5）典型案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线女性医护人员缺少卫生用品的相关讨论主要在社交媒体上发酵，进而引发社会各方力量的关注；女性医护人员为方便工作剃光头的照片被报道后，民众在社交网络发布“don’t touch my hair”的呼声；源自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深度调查文章关注了农村青少年女性群体对优质低价卫生巾的紧迫需求，引发社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