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09 计算传播学
1.计算传播学简介：（1）基本概念：计算传播学（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是融合了传播学、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的交叉学科，也是传播学领域在近年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关注的是人类传播行为的可计算性，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数据建模等方式对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运作逻辑、规律机制进行分析。（2）研究对象：其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利用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全新的技术工具来更好地解释传播行为、促进传播过程、优化传播方式和测量传播效果” [19]。（3）国内研究：王成军在其论文中较早地提出“计算传播学”一词，并从可计算化的视角定义了计算传播学，说明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可计算性基础和大数据背后的模式、机制及普适原理。（4）交叉研究：计算传播学是传播学研究的分支，也是计算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计算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来自社会科学、传播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等学界以及业界学者与专家的支持，因此计算传播学概念的界定是学界与业界进行跨学科探讨的结果。
2.传播学研究的新范式：（1）学术基础：计算传播学涉及传播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等多种学科，是数据挖掘技术、文本分析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进行交叉融合的结果。（2）技术基础：大数据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获取、存储的能力，计算机技术对于零散、无关、差错信息的自动化定制与处理能力，智能技术对于新媒介信息生产、传播、分发的优化等。（3）研究方法：计算传播学研究方法是对传统传播学定量研究的完善、拓展和改写，实现了传播学研究与新媒体最新发展状况的深度整合，是计算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创新，但传统的量化研究方法依然不能忽视。（4）研究对象：计算传播学将数据背后的运动规律、作用机制纳入自身研究范畴；以计算科学等的视角来重新定义传播过程中信息数据的可计算程度，探索个性化、精准化传播的可能性。
3.学术研究动态与走势：（1）范式转型与科学意识：计算传播学与传统传播学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兴学科要求在理论层面、方法论层面等有新的意识与突破，“未来有望成为传播学定量研究的替代范式或主流范式之一，要从理论意识、方法意识、数据意识、问题意识和伦理意识方面共同构筑计算传播学的理论基石和方法论体系。[20]（2）传播学科向外生长：传播学研究不再窄化为对传播介质或者传播效果的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科学等学科都应围绕信息互动和传播行为并贡献理论基础和文献整合”[21]。（3）计算思维的实践应用：传播者研究——定位与描述传播者；受众研究——寻找并定量画像用户；内容研究——社会化媒体传播信息的特质与数字化痕迹（公众注意力）的跟踪；渠道研究——数字媒体中信息扩散模式与新旧渠道对比；效果研究——自动化判断受众的情感和行为变化与从数字化痕迹判断因果变量关系。[22]（4）新闻量化与负面后果：新闻量化指“新闻理念和实践、生产和消费被测量和算法主导”[23]，新闻生产、传播过程中的一切对象皆可被量化。新闻量化将会产生诸如以商业和市场为导向的新闻产品；数据成为主角、算法成为工具将会破坏新闻生产者、信息消费者同新闻信息流转过程的情感链接；过分依赖量化会导致以质化为评判标准的道德价值取向的沉沦。
[1]参见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1页。
[2]参见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3]“通过共情实现赋权”（empowerment through empathy），以此令受到侵害的女性通过发声的方式形成某种观念共同体，实现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对于决策和变革的推动。常江、金兼斌：《米兔运动、介入式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全球传媒学刊》，2018 年第3期，第73-82页。
[4]参见郭建斌《媒体人类学：概念、历史及理论视角》，载《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10期，第49-64页。
[5]参见李飞《西方媒体人类学研究简述》，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第94-97页。
[6]参见李飞《西方媒体人类学研究简述》，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第94-97页。
[7]参见周永明《中国网络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页。
[8]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9]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10]参见吴世文、杨国斌《追忆消逝的网站：互联网记忆、媒介传记与网站历史》，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4期，第10-11页；吴世文、杨国斌：《“我是网民”：网络自传、生命故事与互联网历史》，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9期，第42页。
[11]参见吴世文、杨国斌《追忆消逝的网站：互联网记忆、媒介传记与网站历史》，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4期，第10-12页。
[12]参见徐开彬、徐仁翠《汶川十年：汶川地震的媒介记忆研究》，载《新闻大学》，2018年第6期，第50-51页。
[13]Daniel Dayan.“Conquering Visibility， Conferring Visibility： Visibility Seekers and Media Performa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7（1）：137-153.
[14]刘海龙、束开荣：《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80-82页。
[15]刘海龙、束开荣：《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80-83页。叶浩生：《“具身”涵义的理论辨析》，载《心理学报》，2014年第7期，第1032-1041页。
[16]参见，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39-43页；刘海龙、束开荣：《具身性与传播研究的身体观念——知觉现象学与认知科学的视角》，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80-82页。
[17][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陈阳：《从“项目式学习”到“具身学习”：融媒体语境下大学生视觉素养培养的教学创新》，载《教育传媒研究》，2020年第2期，第40页。
[18]参见，许燕、刘海贵：《具身体验：融合新闻的创新实践和理念更新》，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12期，第137-143页；陈力丹、孙曌闻：《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载《当代传播》，2020年第1期，第11页。
[19]刘庆振、于进、牛新权：《计算传播学——智能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研究新范式》，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20]巢乃鹏、黄文森：《范式转型与科学意识：计算传播学的新思考》，载《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5期，第13-18页。
[21]王成军：《计算传播学：作为计算社会科学的传播学》，载《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4年第193-206页。
[22]祝建华等：《计算社会科学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载《科研信息化技术与应用》，2014年第2期，第3-13页。
[23]彭增军：《从人文到技术：新闻的量化转身》，载《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第36-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