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和媒介化社会应树立何种舆情治理思维？

舆情在中国古代社会是民意、民心的代名词。在互联网和媒介化社会，舆情一词开始演变成一种“威胁的想象”，为了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充分激发民众的智慧，应将舆情治理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树立科学的舆情治理思维：（1）将舆情视为优化管理的资源：正确认识舆情，舆情不是敌情，将舆情视为组织机构优化自身管理能力的宝贵资源，从中汲取有助于提升管理水平的智慧、经验。（2）舆情应对及舆情管理：舆情应对与管理不是“漂白术”，不是通过网络删帖、网络公关、过激应对来消解互联网上出现的批评性言论，或通过大量的修辞技巧的运用将存在的问题“洗白”。（3）信息公开是舆情管理的根本：舆情处置要积极回应民众关切，通过持续、滚动的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不间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其基本的逻辑是“组织如果缺位，谣言就会越位；权威信息失声，小道消息发声”；信息公开有规范的操作技巧，但公开的同时还要配合具体的实际行动，如切实解决真正存在的问题。（4）舆情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建设：通过潜在风险排查、日常传播管理、日常发布演练、传播资源维护和舆情管理应对机制建设等方式加强舆情管理的制度化建设；增强风险问题的预判、预警和预防能力，以“曲突徙薪”的前瞻思维取代“焦头烂额”的应急响应。

案例42　如何看待“网络上诉”现象？

案例简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好转后，各地有序复工复学，但部分学校封闭式管理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知乎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的“如何看待××大学不让学生自由出入校园”等讨论。此类讨论引发不少高校学生模仿，知乎发帖讨论成为解决学生诉求的“尚方宝剑”。同样，在国庆节期间，有学生对学校放假安排存疑，也借助知乎发布“讨论帖”，引发舆论关注。此类案例被网民戏称为“知乎治校”，这些做法与近年部分网民和自媒体频频通过“爆料”“发帖”等方式表达诉求或实现权利救济并无二致。

案例分析：（1）“网络上访”反映替补性机制的越位。“知乎治校”“微博上访”等实际上是一个隐喻，是对现今社会中民众借助网络而非线下组织化渠道解决个人诉求或实现权利救济现象的形象概括。此类做法是用诉诸可见的方式吸引网络用户关注进而用形成的舆论向管理机构施压以达到个人目的，因而，其本质是一种反制度化思维。（2）现象产生的多层原因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未必就是官方渠道失灵，而是根据情景不同有复杂原因：个人表达诉求的线下渠道受挫（如有正当合理诉求，但诉求无法表达），官方提供的制度化渠道信任感的缺失（如用户认为这些渠道会损害自己利益），用户对所谓“围观正义”的依赖（如用户认为“上网”比“上诉”更有效率），个人诉求难以通过正当渠道获得满足（如用户本身的诉求并不具备正当合理性）等。（3）替补性机制是非制度化救济手段。正常运转的社会秩序中，官方提供的意见表达渠道及意见回应机制均被纳入制度化的管理体系，以管理者为主体、民众为客体的思维强化了社会治理中的不对等地位；在部分情形及案例中，社交媒体是组织机构权力无法触及的地带，因而容易成为民众常态化采用的替补手段，此举意味着“上网”也成为一种“反权力”。（4）对“网络上访”等现象的相关反思。网络发帖爆料是非常态及非制度化的权利救济措施，都采用“线下渠道失灵→网络公开发帖→形成舆论议题→影响管理者决策”的步骤。其中，线下渠道失灵或因各种原因被弃用是直接原因，公共议论形成舆论压力是权利救济达成的关键。此类机制经多起事件沉淀已常态化，推动的不是“程序正义”“法律正义”而是“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的“围观正义”，这也反映出部分网民法律素养和制度素养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