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09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民主

在互联网媒介赋予公众以更广泛的政治议题参与的前提下，数字民主成为影响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力量。传播学与政治学交叉领域的研究者对数字时代的政治参与、数字协商民主、政治权力的重组等问题进行了持续研究。近年来，西方社会的系列案例印证了数字民主的严重弊端；在系统反思数字民主背后影响力量、作用机制及互联网运作逻辑的基础上，有必要结合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富内涵，探索能让数字技术服务中国政治传播的自洽性理论及规避西方数字民主问题的实践路径。

1.信息技术与政治传播的关系：（1）信息技术推动现代政治传播体系的形成：信息技术与政治传播的关系十分密切，拓展了政治传播的活动空间、覆盖群体、影响范围，丰富了政治传播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改变了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推动了以广泛、公开、高效、交互、参与为特征的现代政治传播体系。（2）信息技术形塑了西方政治传播逻辑：现代西方社会的信息技术与媒介系统的运作逻辑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传播的逻辑，尤其是技术和媒介开始由工具性、中介性力量转变为媒介化力量之后，信息技术和媒介系统自己所负载的价值偏向就影响到了政治传播的规则，如政治传播活动要架构在适合媒体传播的逻辑上并得到传媒力量的认可。（3）技术—资本—权力结构关系：西方社会背景下，从大众传媒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开始，媒体与资本和权力之间就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固的结构关系，该关系结构决定了媒介为资本或权力服务的属性并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制约；在权力有效规训媒介及技术的背景下，媒介的工具性凸显，在权力不能规训技术的背景下，媒介代表资本凌驾于权力之上。

2.“数字民主”的发展历程：“数字民主”泛指现今以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为支撑的政治民主。其发展大体分为四个阶段：（1）前数字民主阶段：以邮政技术、大众报刊、大众广播为代表的信息及传播技术所开创的“邮政民主”“报刊民主”“广播民主”等延展、再造了传统民主生活的组织形态和表现方式，建构了传统民主之外的新型民主方式，同时也为“数字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技术、资本、受众和法律制度的基础准备。（2）电视民主阶段：20世纪80—90年代，以数字电视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运用到政治传播和其他民主政治活动后，西方社会的电视辩论、电视演说等广泛运用到民主政治生活中，较大拓展了民主参与的群体，但也带来了民主生活的原子化、娱乐化和形象政治等问题。（3）赛博民主阶段：“赛博民主”又称“网络民主”，指web1.0和web2.0初期以新闻网站、个人门户、网络BBS和网络博客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在民主政治生活与政治传播领域广泛应用后诞生的民主方式；与此前相比，赛博民主的特点是虚拟化、跨时空、匿名性和一定程度的交互性，它为小群体和个体的公共意见表达提供了充分的空间。（4）数字民主阶段：以社交网络、大数据、算法机制、云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信息技术为支撑所构筑的新型民主方式，它具有很强的技术依赖性，不仅从广度、深度上延展了此前诸阶段政治传播和其他民主活动的空间、范围和领域，同时也进一步加速了媒介技术作为制度性、环境性力量对政治传播的影响。

3.数字民主的乌托邦想象：（1）观点缘起：信息社会的到来提升了信息在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中的作用，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分配。互联网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民用后，部分学者对“网络如何影响人类政治生活”这个命题进行了系列思考。有学者提出，互联网革命将前所未有地变革人类政治世界的组织方式、政治系统的运行方式和政治参与的规模深度，会极大促进民主政治的正向发展，这类观点实际上仍是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者。（2）观点依据：网络是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多元的、去中心化的、全球化的，网络可以也必将连接一切，这承载着人类社会诸多美好政治价值目标的新技术革命，必将打破旧的政治版图，为不满于现实世界种种不民主、不自由、不公平、不平等的人们创造一个美丽的新政治世界，这种对网络空间的浪漫主义政治想象弥散在现实世界的各个角落。[13]（3）观点反思：对数字民主推崇备至的学者实际上仍是技术乐观主义者，其观点从媒介技术的特性、新媒体的传播方式等角度出发，对信息自由流通、意见自由表达、公众参与规模等表层现象的盲目乐观，忽视了媒介技术与政治权力交互作用过程中，社会政治制度、媒介系统运行规则、互联网传播逻辑对政治生活施加的影响。

4.西方语境下的数字民主批评：西方语境下的数字媒体并没有改变媒体作为权力代言人的角色，相反，数字媒体因为其“人人皆主编”的表象掩盖了西方社会“民主”标签伪装下的数字极权主义问题，因而西方的“数字民主”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1）媒介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西方背景下的传媒和信息领域呈现“马太效应”的加速趋势，突出表现为少数传媒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的内容生产与渠道分发资源，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传统媒体领域，更体现在数字媒体领域。这使媒介的公共服务功能被大大削弱，服务资本增值的功能凸显；政治权力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向民众的私人领域渗透。（2）公民被培养成理想的消费者：西方语境下的媒体并不注重对理性、民主的公民的培养，而是着力培养商业资本眼中最为理想的消费者，公众不被媒体视为有政治参与能力的公民，而是被千方百计设计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消费群体。也因如此，媒体优先服务的是西方社会的精英群体，而非一般民众，而其结果是加速普通民众与精英群体在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3）媒介制度设计存在根本缺陷：西方语境下的媒介系统在法律制度、运作机制、算法逻辑的设计上有袒护资本和权力的倾向，媒介与商业资本及权力的联姻在数字时代更容易导致数字极权主义，而且媒介代表少数群体对民众进行控制的方式越来越隐蔽。其结果是，规训媒介系统的法律制度以及媒介系统自身的运作规则都在实际上大大压缩了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空间，造成“赢家通吃”的局面。（4）被忽视的公共意见表达：西方语境下，公众尽管拥有较为充分的表达自由，也可以借助各类大众化、分众化、小众化的平台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但受算法机制、过滤机制、推荐机制、搜索引擎、商业广告等因素的影响，被尊重的意见往往是掌握公共表达技巧或掌握特定传播资源的群体，大部分真正反映民众诉求的观点难以被听到、看到。[14]（5）被操纵的公众非理性：理想中媒体应该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启蒙者和理性引导者，但西方社会的媒体往往受制于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影响，不断刺激、挑拨民众的非理性参与，其结果是，媒体和操纵媒体的精英群体一旦发现民众的非理性倾向，非但不去进行理性引导和教育，反而试图利用并操纵这种非理性，以达成其商业和政治目的。（6）数字时代的西方民主遭遇系统性危机：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及美国亚裔群体反歧视运动暴露出西方民主制度天然的局限性，意味着在数字时代，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因技术理性、数据理性、算法理性的普及而克服其本身的局限性，反而进一步暴露出数字时代西方民主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其结果不是制造更加温和、理性和普遍的民主，而是带来分化、僵局、不满、误解和冲突的升级，推动了以粗鲁、野蛮、肤浅为特征的公共“辩论”的升级，使西方民主制背景下“政治家”和“食人怪兽”间的界限更加模糊。

5.中国语境下的数字民主思考：与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制度设计有效规避了西方民主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通过制度机制设计确保了新媒体时代的数字技术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增量。（1）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语境下的民主制度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它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安排，真正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彼此贯通起来，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5]。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保证了无论在前数字时代还是数字时代，中国民主制度的科学性不会因时代环境和媒介语境的变化而改变。（2）中国的制度设计有驾驭资本的能力：西方民主制在数字时代之所以面临更为严峻的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语境下的民主成为资本的附庸，资本凌驾于政治权力和人民利益之上的制度设计，使西方社会包括所谓“数字民主”在内的民主在实质上变成了“口号民主”和“金钱民主”；而中国的制度设计确保了国家拥有强大的驾驭、驯服资本的能力，建构了“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的理想模式，从根本上避免了资本对政治的过度介入，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媒体的公共利益服务属性。（3）传媒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传媒业，始终将公共利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新时代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确保任何新技术的发明应用都能纳入社会主义法治轨道，确保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数字民主最大限度地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