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07　可见性理论

1.“可见性”理论溯源：（1）理论的提出：丹尼尔·戴扬将传播学研究的视角由效果范式转移到注意力或可见性范式。他认为，效果范式强调对以媒介霸权为中心的受众被动接收或积极抵抗行为的研究，而可见性范式注重的是被匿名的受众围绕可见性（自己被看见的权利）进行争夺的过程。戴扬认为，可见性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right），包括被他人看见的权利、以自己的方式被他人看见的权利及给予他人被看见的权利。[13]（2）受众被剥夺的可见性：丹尼尔·戴扬认为，作为受众的权利的可见性大多数处于被剥夺状况。在媒体给予报道、展现的时候，受众的可见性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恩惠”；电视真人秀节目给民众提供的可见机会多是对民众“后台”区域的监视和消费；为此，媒体应该给被边缘化的人提供“以自己的方式被看到和听到”的机会和权利。（3）可见性的争夺：在丹尼尔·戴扬的笔下，“可见性”被解释为公众争取在公共空间中被看见的机会，因此，争夺可见性的过程就是一个建构“抗争性公共领域”的过程，其本质在于民众借助各种表演、行动反抗被资本和权力垄断的公共空间。例如，某些街头暴力行动、粉丝的狂热行为等都是丹尼尔·戴扬笔下典型的争夺可见性的现象。

2.对“可见性”理论的认识：（1）突出可见性的“争夺”：可见性理论最初聚焦的是媒体对报道对象可见性的操纵及民众对被剥夺的可见性的争取，因此，在戴扬那里，对可见性争夺实际上就是一种“抗争性公共领域”，带有对媒体操纵民众可见性的质疑和批判；经过后续学者不断阐发，其适应空间不断扩展。（2）可见性理论的发展：可见性理论在后续阐发中，一方面保留了“抗争性公共领域”的原始含义，用于分析没有话语权的民众采取各类手段方式渠道表达不满情绪或实施抗议行动；另一方面将可见性理论化约为“公众具有被别人看见的权利”。（3）可见性理论的意义：可见性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视角，将以媒介霸权为中心的效果研究范式转向对公众可见性权利的视角，其更加凸显受众的主体性地位；更加关注媒介操纵可见的深层次问题，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比如，被运用到“舆论如何可见”“民意如何可见”“弱势群体如何可见”等的相关研究中。

3.“可见性”理论的思考维度：（1）突出可见性的“争夺”。在社会抗争类、抗议类或粉丝聚集类事件、现象中，个体或群体通过具有戏剧性、表演性的行动来促成其身体、行动、意见和诉求的可见。例如，车主坐在引擎盖上维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敲锣救母”事件等，当事人借助具有冲突性、戏剧性和表演性的行动让自己“维权”和“救母”的诉求被社会可见。（2）突出可见性的“权利”：在传统媒体语境下，公众往往是不可见的，偶然的可见都是一种“被操纵过”或“资本化了”的可见，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受众实现了自我赋权，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声音、诉求以自己的方式被别人看见，体现了对受众权利的尊重。例如，快递员、外卖员、家政保姆等群体借助短视频或网络直播平台让自己可见。（3）突出可见性的“博弈”：以某种方式让特定对象“可见”或“不可见”同样伴随一个不同群体围绕可见性进行博弈的过程；某些群体让自己可见的过程同样伴随着其他力量使其不可见的制衡。如，网络“删除”行为实际上就是不同主体围绕可见或不可见而进行的博弈。（4）突出可见性的“赋权”：可见性作为一种权利涉及权利如何表达的过程，可见性赋权的三种机制为技术赋权、自我赋权和制度赋权三个层面。技术赋权指技术可供性所提供的赋权可能，自我赋权强调赋权手段的个体化和策略化，制度赋权侧重于制度体系设计层面对媒体、平台、技术的规训与引导。

案例53　B站作品《后浪》与快手作品《看见》的案例对比

案例简介：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夕，B站宣传片《后浪》在央视频道播出。视频中，何冰采用演讲的方式认可、赞美并寄语年青一代。视频播出后，社会舆论反响热烈，《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评论称，这是“新一代的演讲”，“一次与青年的对话，让人沉思青春的价值、成长的意义”。然而视频也带来一定争议，有声音称，视频所代表群体较为单一，带有商业网站营销痕迹。与此同时，“快手”短视频平台的9周年宣传片《看见》也同样引发关注，其所展示的来自各行各业的生活场景及代表群体与《后浪》形成鲜明对照。

案例分析：（1）《后浪》中引发的争议问题：《后浪》引发主流舆论点赞也引发网络民众批评，其争议点在于代际的叙事冲突问题、青年群体代表的广泛性问题、以都市青年群体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及官方权威媒体为商业类视频网站的背书。短片中，面向青年的单向度诉说和长者式的教育导致了“青年”成为被表达、被诉说、被建构、被教育的对象，故而有对话之名、无对话之实；大多数青年群体成为被表达的沉默多数。（2）《看见》对中国多元场景的立体呈现：《看见》所展现的是来自不同场景、不同行业及不同群体的声音，以“值得被看见”“值得被尊重”的叙事基调构筑了宣传片中的“复调叙事”，通过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正向激励凝聚了多元群体的广泛认同，使“沉默的大多数”有了被看见、被尊重、被认可的机会。（3）两部作品的对比反思：如同拼多多发现了中国“下沉群体”的庞大的消费需求一样，快手、抖音、今日头条等发现了中国社会非精英群体的内容消费和自我展示需求；不同的平台所呈现的不同文化图景都是真实中国的写照，传统的市场化媒体过于关注社会上主导、主流地位的精英、都市、中产、白领等群体的媒介使用偏好和内容获取习惯，遮蔽了社会在更广层面上对“视而不见”的沉默者的有效关注。（4）不同文化圈层的对话：媒介化社会中不同的网络信息传播平台，因其传播特征、定位群体、内容风格和功能属性等的差异聚合了不同的用户群体，进而以内容生产为中心建构了不同的圈层文化，如果不同的文化圈层仅在圈内共享群体特征明显的文化，则会导致不同圈层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的削弱，因此，社会需要像《后浪》这样的文化产品，也需要像《看见》这样的文化产品，使象征不同圈层文化的产品都获得在更广阔、更权威的平台上展现自己的机会，有助于加强异质文化圈层的交流、碰撞，进而弥合社会文化分层，凝聚社会共识。（5）可见性视角下的分析：《后浪》中“可见”的是都市、精英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使处于中国平均水平或相对弱势的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和追求处于“不可见”状态；《看见》中“可见”的群体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赋予青年群体以自己的方式被看见的机会。可见性视角下的启发在于：媒介的可供性带来群体的可见性，有助于实现不同群体的可见性赋权，但可见性机会分配并不均衡，需要从制度机制和平台设计层面强化对不可见群体的赋权。

4.可见性视角下的社会弱势群体：（1）不可见的弱势群体：在中国现今语境下由于受教育程度、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角色分工差异等若干因素影响，不同群体所拥有的话语权并不均衡，表现为某些群体往往处在失声失语的状态，大部分情况下的可见性往往体现在“被动的可见”，即处在被言说、被塑造、被讲述、被展览的处境；这与丹尼尔·戴扬所提及的“以自己的方式被别人看见”的情形相反。（2）媒介的可见性赋权：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以开放性、低门槛和交互性强为特征的各类网络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平台的迅速普及，为相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提供了直接面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展示自己的身体和场景的机会，这实际上就是数字媒介的移动可供性、内容可供性与交互可供性带来的可见性赋权，各类原本处于社会较为弱势地位的群体拥有了让自己可见的机会。（3）可见性赋权背后的反思：尽管数字技术有效促进了弱势群体的可见性赋权，但其赋权的机制、过程和效果依然存在诸多需要反思之处：一是可见性权利的流量化，简言之，“可见性的尽头是流量和流量变现”，容易成为被资本裹挟的对象。二是可见性赋权的不均衡性，容易导致“能言善辩”者更容易可见。三是可见性赋权的“后台”效应，使作为权利的可见性变成了对民众后台区域的展示甚至消费，简言之，弱势群体的可见性往往不得不“用隐私换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