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特征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40多年里，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了近代史上罕见的经济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并成功消除了贫困。在新一轮的数字技术革命中，中国首次以科技前沿国家的身份获得技术革命的红利，培养了诸多拥有优秀应用算法的世界顶尖公司，在网络安全、数字平台企业、生物信息识别、互联网金融和数字加密货币、理解用户偏好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1]具体而言，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时代特征。

首先，数字技术革命浪潮出现。信息革命让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使得电子设备的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变小、性能更强、成本更低；数字技术正变得更为精深，一体化程度更高，由此引发了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12]此次技术革命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全新的生产资料——数据。数字时代最为核心的变化是数字资源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在国际竞争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硬件、数据和智能软件构成了数字时代最为重要的资源。而中国新一轮的现代化浪潮，在软件和应用技术等层面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拥有的数据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也是各类跨国公司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在以芯片为核心的硬件技术上，仍然受制于发达国家，这是此轮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瓶颈。

其次，全球化浪潮的上升与回潮，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外部因素。全球化是21世纪多数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全球化发展至今，一直悬而未决的分配不公问题已经发展成新的逆全球化潮流。从英国退欧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再到法国的“黄背心”抗议活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见证了全球化“留守者”的反抗。而中国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之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受到了这股逆全球化潮流的冲击。特朗普政府就以中国“偷走美国的就业机会”为由对华挑起经贸摩擦之后各类关税和技术壁垒相继而至；拜登政府非但没有减缓制裁，反而更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的芯片和技术的出口禁令，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的形式实现部分对华经济脱钩。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形成压力，自对华为和中兴的制裁之后，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许多在美上市公司也面临退市的风险。(https://www.daowen.com)

再次，意识形态对抗加剧、国际局势趋于动荡。在特朗普执政后期，中西方之间已经存在诸多贸易和科技问题的摩擦。皮尤中心2020年7月的一项调查中，分别有83%的共和党人和68%的民主党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38%的共和党人将中国描述为敌人，而不是竞争对手（53%）或伙伴（8%）；在民主党人中，19%的人将中国视为敌人，61%的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19%的人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13]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加剧是在拜登的民主党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尝试推动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的联盟体系，构建小团体式“伪多边主义”，打造多元化和立体化的联盟体系，旨在提升联盟内部凝聚力、争取更多盟友参与制衡中国、获取更多国内支持以及提升美国的软实力。^[14]与此同时，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和非西方国家间的对抗，迎来了数十年罕见的剧烈通胀，为后新冠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和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蒙上一层阴影。

最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开始接近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速开始趋缓。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增加，想要保持过去两位数的增速已经显得十分困难。一是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且在外部经济伙伴开始出现衰退时，无法完全依赖出口导向来维持高速的增长。二是过去的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失。中国2021年末出生率为7.52‰，自然增长率为0.34‰，1961年以来首次降到1‰以下。^[15]出生率的放缓和人口红利的消退使得中国长期面临未富先老的风险。三是对内的基建投资开始趋于饱和，刘易斯拐点逐渐到来，过去城市化进程中相对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也在逐渐上升，许多企业进而选择将产业转移到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以上的挑战使得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同于过去的规模经济和出口导向，需要更多依赖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科学研发等全要素增长率的提升，因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模式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