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的骄傲
《习近平在上海（九）》中谈道，对在特殊时期履新的习近平总书记来说，第一次公开亮相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调研的同时，经过认真研究、深思熟虑后，在上任一周后的2007年3月30日下午，带领市委班子集体瞻仰党的一大、二大会址，接受党史党性教育，缅怀先辈奋斗历程。在仔细观看了珍贵历史资料后，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的骄傲，我们有幸在上海工作，既感到十分光荣，更倍感责任重大。”新班子第一次公开亮相，给大家传递了一个鲜明的信号：这一届市委要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继承党的光荣传统，进一步激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豪情和斗志，把上海建设得更加美好。第二天，这一活动新闻见报后，社会反响非常好，各方面都给予了极高评价。这一举动激发了全市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发祥地，是马克思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的前沿阵地。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上海这座城市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引领。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更加需要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和建党精神，把他们融入城市精神品格弘扬和践行的全过程。
其一，上海的红色基因和建党精神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中国共产党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我党主要的目的，在组织各种产业工会”，“党应以阶级斗争的精神灌输于各工会。”决议还具体提出：“每一地区，均可视其需要而发行一份工会杂志，一份日报或一份周报，以及小册子，临时传单等。”各种产业部门都应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学校最重要的方针是唤醒工人们的觉悟，并启发他们组织工会的需要。”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20]在探索中华民族如何重新“站起来”的过程中，孕育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千千万万革命青年的成长，促成了工人运动在无比艰难的斗争环境中的向前发展，使他们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光荣使命。
其二，红色之城与初心之城的建设与宣传与上海城市精神的弘扬密不可分。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办，《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在上海制定。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谈道：“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作为党的诞生地，“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建党精神的宣传与上海独特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的宣传是不可分割的。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发之地，是红色之城也是初心之城，这是我们需要保护和利用好丰富的红色资源，进一步提升上海红色文化的标识性和知名度，需要建设和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其三，红色基因传承百年，助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上海是中西多元文化的交融交汇之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交融交汇，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是上海宝贵的精神财富。传统与现代交融、本土与外来辉映、有序与灵动兼具、文明与活力并蓄，是上海特有的都市魅力。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重点抓了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的结束语中，他这样讲道：“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上海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团结带领全市人民，风雨同舟，艰苦奋斗，创造了辉煌成就。面向未来，中央对我们寄予厚望，人民对我们充满期待。”在上海的文化建设中，需进一步弘扬城市精神品格，增强城市软实力国际影响，为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迈向新阶段提供优势条件；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生动范例。
【注释】
[1]马丽雅，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在上海（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3]霍塞：《被出卖的上海滩》，纪明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4、106页。
[4]《民国日报》1919年6月13日。
[5]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92页。
[6]蔡尔康：《大同学》，李提摩太节译，载《万国公报》第121、123册，1899年2月、4月。
[7]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版，第242页。(https://www.daowen.com)
[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43页。
[9]1919年4月30日，杜威和妻女抵达上海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至1921年7月11日与罗素同一天离京。
[10]现为上海南京西路恒隆广场斜对面的锦沧文华大酒店。
[11]孙中山先生于1918年写成《孙文学说》，1919年5月20日出版，即《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中山一生著述颇丰，而哲学专著只有《孙文学说》。
[12]［日］单中惠：《杜威：“西方孔子”在中国》（上），《中国教育报》2007年6月8日。
[13]Jane M.Dewey（ed），Biography of John Dewey，In：Paul Arthur Schilpp（ed.），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Tudor Publishing Co，1939，pp.3—45.转引自杜威等：《杜威传》，单中惠编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14]［英］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8页。
[15]［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16]［英］伯特兰·罗素：《罗素自传（第2卷）：1914—1944》，陈启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5页。
[17]［英］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8页。
[18]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287页。
[19]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载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