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展开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资产阶级成功开拓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不可否认，资本统治下的现代世界把民族的历史、地域的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使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交往积极地开展出来，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最广阔的可能性。但是，恰恰是在资本统治下的现代世界中，文明互鉴是最少的，它在开辟世界历史的同时，现代性的权力也规定了基本的支配和从属关系：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6]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吴晓明教授评价道：“现代资本作为一种本身抽象的并且是遍及一切的抽象化力量，不仅内在地包含着数量上的强权，而且其活动本身乃是吞噬性的和不知餍足地饕餮的”，并且“正是这种在历史的现实中生成的力量，不仅构成了现代强权主义或霸权主义的深刻基础，而且切近地导出了当今所谓‘文明之冲突’的基本动因和主要线索”。[17]可以说，现代资本的本质决定了在以现代资本文明为主导的人类文明形态中难以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包括联合国总部演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等重要国际场合反复阐释文明互鉴的内涵与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了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间的差异本身非但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并且特别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全部人类历史正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才得以展开自身。[18]古丝绸之路就是绝佳的例证。它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沿着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的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等传入中国，中国的儒家文化、四大发明等亦由此传向世界。古丝绸之路不仅见证了一段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人类历史，更是在推动人类发展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在倡导文明互鉴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要求。称之为“新型”表明，这是一种有别于过往的大国关系状态。近年来，国际格局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在经历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强势崛起无疑是新旧世界格局交替之际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成为西方学界一再炒作的政治话题。米尔斯海默以其进攻现实主义学说为出发点，试图从理论上论证中美争霸的必然性。亨廷顿更是明言，如果中国的崛起继续下去“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19]可以说，在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为基石的现代大国关系中，世界和平须以保持各方实力均等为前提。依照现代大国关系的基本逻辑，各方实力的均势一旦被打破，和平的局面必定随之瓦解。这样一来，一个国家在崛起之后不称霸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事实上，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马克思对于诞生在西欧社会的现代资本文明进攻的、扩张的内在原则的指认，便不会为此感到任何错愕。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践绝不会遵从这样一种霸权主义的大国关系的基本逻辑，中国始终相信“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不认同所谓“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有信心能够跨越国际秩序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由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庄园会晤中特别强调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即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次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与奥巴马总统的“瀛台夜话”更是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调弦定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求，摈弃传统大国关系模式中的对抗逻辑和零和思维，在充分尊重各自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以对话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准确命中了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也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发展关系提供了思路。如果说，弱肉强食的现代大国关系是以现代性尤其是现代资本的内在原则为其根本定向的，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践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为坚实土壤提出的关于扬弃前者的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20]马克斯·韦伯亦曾做出判断：儒教归根到底是和平主义的，它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其“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21]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体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这一思想展开哲学研究或许将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论性质、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身的存在论性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哲学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意义。(https://www.daowen.com)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其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联合国宪章》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类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在这里，习近平主席不仅指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依循的普遍原则，并且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超越和扬弃的对象。上述诸公约、精神、宗旨、原则，就像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一样，试图通过缔结某种契约或成立某种联盟来调停争端、维护永久和平。公允地说，它们的确在人类历史上为消弭纷争、维护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认的那样，由于这些公约或联盟的权力来自各国以道德的、宗教的或其他理由和考虑为依据的一致同意，即“始终是以享有主权的特殊意志为依据”的一致同意，它们只能是“带有偶然性的”。[22]全人类的和平绝不能诉诸仅仅是偶然的一致意见。因此，有必要对个别的特殊意志本身展开批判。在黑格尔看来，个别意志只具有主观的确定性，没有真实性。把个别意志看作真实的，便会认为一切未经全体表决或者不符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决议都是不具有权力的。对此，黑格尔断言：以“个别意志”为前提，主张“这种‘自由’形式的东西——这种抽象性”，将“不容许任何政治的组织可以巩固成立”。[23]那么，人类和平的重托究竟应该赋予怎样的基石之上呢？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曾多次提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一典故出自《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思想的阐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可见，在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宏伟蓝图中，人类历史将在“大道”之中展开，人类生活将呈现出一幅“大同”景象。在大同世界里，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不再取决于带有偶然性的基于物质利益考量或情感道德应当的一致意见，而是人存在状态的自然展开。这种存在状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4]这样一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便内在地具有生存论性质。
事实上，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展开，先行地就是以马克思存在论革命为前提的。当马克思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立脚点对黑格尔哲学中意识的存在特性进行追问的时候，他已经在对被意识预设的存在展开根本的批判了。这一批判意味着，马克思在要求贯穿意识内在性的同时，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于现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存在性质，并且正是这种生存论的存在性质为人类在资本与技术对历史存在进行双重肢解的现代世界之中，成功开辟一条人类文明由此展开的新路径提供了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就是要把这一可能变成现实的伟大尝试，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