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技术创新通常被认为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中心和核心源动力^[2]。技术创新同时也常被定义为开发和成功将新产品或工艺流程商业化的活动。创新活动主要分为两种：基本性创新与增量性创新，前者包括新知识的创造和运用，后者主要是在现有的知识基础上，对产品或生产过程进行改进。基本性创新通常出现在以领先知识为中心的环境中，如顶尖研究型大学、拥有高技能的技术劳动力、良好的航空运输和国际电信系统的环境下。显然此种激励创新活动的创新环境在发达国家十分盛行，例如，美国的硅谷和英国东南部地区就是典型的孕育创新成果的摇篮。增量性创新相对不太依赖于创新环境，所以在地点选择的问题上更为自由。

创新的源泉来自各领域人才源源不断的灵感。亚当·斯密认为，在以大量劳动和时间为代价教育一个人投入需要非凡的灵巧和技能的工作时，可以和昂贵的机器相媲美，因而“人力资本”一词应运而生。重大的知识创新和进展通常来自具有极高天分的个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可以对产品生产加以创新及升级改造，还能够不断地对社会知识积累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进一步研究影响人才决策的关键因素时，相关市场规模、报酬递减程度及保护相关活动收益的能力成为最重要的三个原因^[3]。(https://www.daowen.com)

国外学者对创新环境的影响早有相关研究。部分研究分析发现高学历的人才更容易被包容和多元化的城市环境吸引，相较于城市的基础设施，他们更加看重的是高质量的生活、城市开放程度以及个人的发展机会^[4]。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人才创新环境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有学者也对其进行了研究，甚至以中国工业产业为蓝本进行探究。Douglas B.Fuller以合成电路设计工业为代表对我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局限性进行研究，将企业分为被忽视的本土企业、受到优待的本土企业、中外合资及外资企业四种，将企业的创新能力分为高、中、低三等，其中创新能力与外界经济政策与企业内部运营策略息息相关，结论中指出中外合资及外资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中外合资企业又以其本身的特点更加符合中国的“生态环境”而具有更大的运营优势，进而拥有更高的科技创新能力^[5]。

国内对创新环境的研究尚不完善，多数研究基于定性和主观评价的方式，通过问卷调查等统计方法收集数据，总结科技人才最关注的创新环境因素。多数研究肯定了创新环境对创新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地区要提高文化竞争力，形成良性的创新网络及创新文化环境，强调企业协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6]。周桂荣等研究者在对我国东、中、西部科技人才数量分析后发现存在严重的人才分布失衡，认为此种不平衡主要是来自收入分配机制不同、地区环境条件差异以及跨区人才流动的政策体制障碍^[7]。何悦等使用发放问卷调查表的数据采集办法，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影响广东省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因素，包括经费投入、环境、产业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也有各企业及人才个人需求等微观因素^[8]。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对创新环境进行定量分析，通过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假定新知识产出形式为R&D投入要素组成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产出滞后于投入3年和4年两种情况进行分别分析，发现地区教育投入及地方政府对科研投入对创新环境的质量有较大的影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