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上海基层社区传播的历史语境和特征

1949年前的上海，是一个充满异质文化、异常多元的国际化大都会，即一个显而易见的“复杂社会”，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2]。“流转过频、聚集过密与阶层杂错”^[3]的上海基层社区——里弄，更是显现出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特质。在异质文化交织和多种社会生态共存的里弄空间内，居民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多元。社会环境杂乱，邻里之间、居民与里弄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4]这样的里弄，与新政权所熟悉的乡村社会截然不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新政权在社会生活上对城市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改造。魏斐德将中共接管和治理上海看作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5]。上海经历了驱赶外侨、遣送游民返乡、人员的内迁、建立户籍制度、重构基层组织等过程，新政权保证了城市秩序，社会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状态。居委会作为中共在上海里弄设立的新组织，以“软着陆”的方式取代了保甲制。同时，经过结合劳动就业和社会生活计划化的两次整顿，上海里弄迅速换颜，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被纳入国家政治轨道。^[6]在这一阶段，里弄居委采用读报组、收听小组、识字班、大喇叭、黑板报等媒介形式和组织，传播国家政策，巩固国家政权，培养社区认同和塑造国家意识。

1949年后，上海基层传播有以下特征：印刷媒介与初创期电子媒介、口头传播交融；新闻媒介与文艺媒介、空间媒介混杂；延安经验与市民文化并举。首先，社会主义上海的媒介场景延续了印刷文化经验和电子媒介经验，以报刊、书籍、广播为主，主要针对有识字能力和一定文化程度的职工、干部和知识分子，但其受众往往是匿名、广泛的。其次，新政权善于营造各种民众面对面交谈的场景，将报刊、广播等媒介的传播网络直接延伸到个体面前并形成网络，促使与其接触的民众感知“集体”和组织的确切存在，继而产生相应的行动，这直接催生了居民读报会、事迹报告会、广播（电视）大会这些独特的传播活动，其受众通常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但传播过程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这些以“集体”为单位的现场传播形式，无疑塑造了社会主义主体的“集体性”。再次，传单、标语、壁报等“空间媒介”，话剧、连环画等“文艺媒介”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介”一起，细密编织出社会主义都市的传播网络，既延续了延安经验，也融合了大都会市民文化的感觉方式。如此，社会主义城市的传播机制呈现出以“跨媒介”形式进行政治动员的特征，是一种以“城市”“现场”为中心的过渡型融合传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居民读报组、收听小组等组织形式，它们在传播国家政策、巩固国家政权和塑造国家意识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