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精神是对上海工人阶级优秀基因的重唤

《习近平在上海（十）》中谈道：“改革开放这些年上海敢为人先、锐意进取，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绩，也恰恰体现出上海人民的精神本质。”而上海工人阶级这种崇高的革命自觉，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提炼的“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完美写照。

第一，上海首先发动的罢工促使工人阶级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19世纪40年代开埠后，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主要发源地，并逐步发展成大工业的中心，也是全国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地区。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至1920年，上海已拥有20多万产业工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1/4。其中，在500人以上大厂做工的有15万人。^[2]这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摇篮。1919年五四运动伊始，在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各地学生都起来响应，使运动由北京迅速推向全国。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在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但是这一阶段运动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即只限于知识分子，而没有工人、市民参加，以致这场斗争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不能给予反动政府以有力打击，不能迫使它接受人民的要求。“六三”以后，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学生们受到严厉镇压的关键时刻，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以空前的政治大罢工投入战斗，成为运动的主力。首先发动罢工的地区，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上海。

从1919年6月5日起的一周内，参加政治罢工的上海工人有六七万人，包括罢市店员在内，总人数达10万人以上。揭开罢工序幕的是日资纱厂工人。6月5日上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三、四、五厂的5 000多名工人高呼“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撞破紧闭的大门，一齐罢工。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职工，以及杨树浦上海纱厂工人等也奋起斗争。罢工规模日益扩大，到了6月10日，铁路工人、海员、市政等部门的工人也参加罢工。那一天，机器停止转动，烟囱不再冒烟，电话呼唤不应，陆海交通断绝。一个外国记者写道：“上海的新兴无产阶级转入行动。急进和爱国的学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成千成万的苦力走出了他们熏黑了的工厂，到街道上来非常高兴地而且非常强烈地抗议着。”“抗议凡尔赛和会侵害中国的权利，抗议白人侵害中国的权利！”他惊呼：上海工人“六三”大罢工“震撼了这个城市的工业结构”，斗争“显然是政治性的”。^[3]继上海工人“六三”大罢工之后，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也进行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天津、南京、济南、汉口、长沙、广州、九江等大中城市以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也都先后集会游行。据初步统计，这次运动涉及从江苏到四川、从黑龙江到云南的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国各界爱国群众的广泛斗争，给了北洋政府极沉重的打击。(https://www.daowen.com)

第二，上海的罢工潮促使工人运动与知识分子相结合，培育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红色土壤。五四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是一个伟大的成果。上海的罢工浪潮使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到有必要深入工人阶级中去。与此精神相符合，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1920年初来到上海。至当年5月，在第三国际使者维金斯基（Grigori Voitinsky，中文名吴廷康）的指导下，陈独秀发表了对上海工人状况的综合调查报告，并聚集一批年轻的激进分子，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准备发起一场进步的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千辛万苦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因与工农群众相脱离，以致多次奋斗，一再归于失败。直到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独立走上政治舞台，群众斗争立即表现出无坚不摧的伟力。正如上海学联在《告商工界同胞书》中所深切指出的：“学生联合会对于此次救国运动，虽奋起在先，而决不敢居功。何也？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是故救国之业，学生可以鼓吹，而实行之责，实在我商工界同胞。”^[4]

在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笔下，上海“既是中国的工业都会，又是工人罢工传统的温床，还是新型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5]。1899年，上海的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期刊《万国公报》，在一篇题为《大同学》的译文中，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称为“百工领袖”，并将马克思学说，视作“安民新学之一派”。^[6]这篇文章是目前所知，国内中文书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

在19世纪末和五四运动前的20年间，中国虽曾有过马克思学说的初始介绍，但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真正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上海的工人罢工运动提供了一个较为活跃的“左倾”氛围，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越来越活跃，渲染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氛围。“那里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某些方面的宣传，也比北京以及其他城市反应更为热烈。”^[7]当在北京已经有很高声望的陈独秀到上海后，他身边很快就聚集了许多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能干而又活跃的知识分子。1920年10月5日，《刘谦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分析了上海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环境。该报告指出，上海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南方，容易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目前在中国南方省份的运动，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南方，共产主义不受追究，而相反受到鼓励，甚至也不受当局反击。”^[8]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热血日报》《红旗日报》，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的《新少年报》《文萃》；从马恩原著译本到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鲁迅全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国际歌》翻译、《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无一不在这里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