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宗教观与对日佛教外交
王盈[1]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着美国和西方国家遏制与封锁，国际环境极为恶劣，严重影响新中国的存续与发展。周恩来领导下的新中国外交，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打开外交局面，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由于国际社会中多数国家普遍信仰某种宗教，某些国家更是全民信仰某一特定宗教，就出现了在宗教问题上污名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进而孤立新中国的动作。在美国操纵下，早在1950年9月，东京举行的“国际佛教大会”就“发表了荒谬的言论来诬蔑新中国，向我国佛教徒进行挑拨离间”[2]。此后，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等各种国际场合，宗教问题上的交锋不时上演，宗教因素成了新中国外交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周恩来领导外交工作的26年间，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显然离不开在国际事务中对宗教问题的妥善处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展开、中国国家利益的进一步全球化，以及全球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宗教复兴，宗教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开拓者和创始人，自始至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独立性，在外交领域更是不盲从、不照搬苏联经验。周恩来在宗教方面的外交实践，具有极为鲜明的中国特色，相关经验对于今日的中国外交仍然极具启发意义。
在周恩来的宗教外交实践中，对日佛教外交无疑是浓重一笔。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在政府层面处于断绝往来的状态，民众之间更不可能自由交往，任何民间交往或多或少都带有官方背景。而“民间外交”也是周恩来对日外交的总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对日工作长期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对日佛教交流也属于对日民间外交的范畴，其本质即是对日佛教外交。通过对日佛教外交实践，不仅拉近了民间友谊，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实际作用，可以说是周恩来宗教外交的成功典范。
迄今为止，周恩来研究开展广泛，有关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文章乃至专著不断问世，然而鲜有涉及周恩来宗教外交的系统性研究[3]。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的相关研究本身具有相当的积累[4]，但研究更多关注经济领域[5]，尤其是以“LT贸易”为代表的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等。相较而言，周恩来所领导的对日佛教外交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几乎在中日恢复贸易往来的同时，对日佛教外交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虽然有学者注意到了源自佛教的日本新兴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对周恩来与创价学会及其创立的政党公明党之间的关系开展了相关研究[6]，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周恩来领导的对日佛教外交并不只限于创价学会[7]。新中国的对日佛教外交，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新中国与日本传统佛教界建立起的联系，远早于创价学会。两者相加，才是对日佛教外交的全貌。而周恩来对日佛教外交实践，无疑建立在其对宗教的认识之上。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国际政治角度，对周恩来的宗教观以及其思想来源做一考察，并对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日佛教外交实践的具体形式进行梳理与归纳，以期对当下的中国外交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