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与中国经济学的转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学探索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邓小平理论所蕴含的经济思想，深刻地解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邓小平经济思想强调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开展经济研究的出发点，“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8]，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并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20]，以及“我们提倡按劳分配……；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21]。这些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无疑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正如邓小平指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2]。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社会主义以及发展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观等予以不断明确，进一步为中国经济学的成长创造了包括经济基础、制度、道路和方向等在内的一系列有利条件。(https://www.daowen.com)

在此背景下，构建中国经济学这一议题转而进入中国经济研究的主流视野。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即出现冠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及经济理论的提法，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23]等，但讨论的热潮正式始于1995年樊纲和崔之元的经济学范式之争。该讨论引发了彼时众多经济学者参与其中，构成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世纪发问。此番争论的直接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研究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并学习西方经济学，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一定冲击；但更为实质的是，中国经济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开始思考，应如何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将其与中国本土发展与改革的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学的转型。虽然彼时学者们“中国经济学”的提法是否科学等莫衷一是，但很多学者认同，“中国经济学的重建和发展，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实际，能够解决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问题”^[24]，并且不少学者强调，中国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兼并吸收古今中外的多种思想成果^[25]。21世纪以来，伴随着党中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26]、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的冲击，考察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研究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素材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