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周恩来的对日佛教外交，在推动中日友好、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周恩来过世后，中日佛教界仍维持着友谊，不断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尤其是在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等发生冲突时，日本僧侣敢于在东京再次为二战时客死日本的被强征中国劳工举行追悼活动[47]，在整体日渐“淡忘”侵略历史的日本社会，清晰地表达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忏悔，夯实中日友好的基础。
周恩来的对日佛教外交实践，重视宗教领袖的作用，尊重彼此差异，区分对象进行政治合作，善用佛教资源，试图以佛教编织中日民间友谊的“不断纽带”。周恩来领导的宗教外交，追求的是“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政治合作”，建立在对宗教功能的辩证看待与科学分类的基础之上，源自周恩来对宗教长期性、群众性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对日佛教外交是周恩来宗教观应用于外交实践的经典案例，对于今日的中国对外宗教外交，仍具有启发意义。
【注释】
[1]王盈，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赵朴初文集》上卷，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3]事实上关于周恩来的宗教思想与实践的相关研究也并不多见。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王作安：《周恩来——在宗教问题上极富远见的人》（《中国宗教》2006年第1期），陈答才：《周恩来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宗教》2006年第1期），宋西雷、陶卫平：《论周恩来关于宗教工作的思想观点》（《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等。但多从国内政治角度出发，少有涉及国际政治。
[4]比如专著有陈答才、潘焕昭：《以民促官：周恩来与中日关系》（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论文则有陈都明：《发展民间外交实现关系正常化——缅怀周恩来总理对中日建交的贡献》（《当代世界》1997年第7期），王玉贵：《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
[5]比如李恩民的专著《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6]比如王永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纪亚光与孔繁丰先后出版了《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周恩来、邓颖超与池田大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两本专著。《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一书收集了大量对当事人的采访，极具参考价值。日本学者别枝行夫的论文：「戦後日中関係と公明党」（『北東アジア研究』第29号、2018年），同样包含了作者对相关当事人，尤其是日方当事人的采访，提供了理解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周恩来对创价学会·公明党外交的日方视角，具有独特意义。此外，相关论文有姚胜旬：《中日民间外交特殊性研究——从池田大作现象到日本人在西南苗疆寻根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7]有日本学者关注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对日佛教工作，具体可参见坂井田夕起子：「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対外工作と仏教（1952—1966年）」（『現代中国文化の深層構造』2015年6月）。足羽與志子：「中国のダルマパーラ―アジアの近代と仏教復興」（『アジア遊学』第24号，2001年2月）。
[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页。
[9]同上书，第182页。
[10]同上书，第201页。
[11]同上书，第382—384页。
[12]同上书，第201页。
[13]同上书，第383页。
[14]卞立强：《日中恢复邦交秘话——池田大作与日中友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16]《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
[17]卞立强：《日中恢复邦交秘话——池田大作与日中友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19]《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2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2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22]同上书，第154页。(https://www.daowen.com)
[23]同上书，第123页。
[2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页。
[2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7页。
[2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27]《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2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56页。
[29]同上书，第123页。
[30]《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页。
[3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32]文化庁文化部宗務課：「宗教関連統計に関する資料集」，文化庁https：//www.bunka.go.jp/tokei_hakusho_shuppan/tokeichosa/shumu_kanrentokei/pdf/h26_chosa.pdf，2022年10月1日。
[33]［日］绳田早苗：《宗教与政治》，载《新宗教的世界》第1卷，第78页，1987年。转引自邵宏伟：《战后日本新宗教参与政党政治的方式、动因及其认识》，《佛学研究》2008年第17期。
[34]額賀章友：『日中仏教交流 戦後五十年史』，里文出版2003年版，第68页。
[35]王永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3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5页。
[37]額賀章友：『日中仏教交流 戦後五十年史』，里文出版2003年版，第92页。
[38]中国佛教协会信息科：《传印会长、蒋坚永副局长会见日本“日宗恳”第14次访华团一行》，中国佛教协会官网，https：//www.chinabuddhism.com.cn/xw/jliu/2013-08-27/3583_2.html。
[39]这一时期日本佛教界和平运动的困境具体可参见自大谷栄一：「戦後日本の宗教者平和運動を再考する」，『教化学研究』第3号，2016年，第80—89页。
[40]王永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41]1999年11月23日，王永祥、纪亚光采访黄世明的记录。具体参见王永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42]相关内容可以参见别枝行夫：「戦後日中関係と公明党」，『北東アジア研究』第29号，2018年。
[43]林丽韫：《回忆周总理与池田先生的会见》，载《国际创价学会画报》，1997年7月号。转引自王永祥：《周恩来与池田大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44]相关内容可参见神秀天台：《日本前首相之子朝拜天台国清寺 为圆一个三代人的梦想》，浙江在线网，https：//tz.zjol.com.cn/07tztk/system/2017/11/13/030515266.shtml。
[45]郭雪妮：《〈天平之甍〉是友好的证言？》，《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7期，第78页。
[46]《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页。
[47]日本僧侣组成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谈会”，分别在2009年、2019年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具体可参见凤凰卫视：《中日僧侣举行中国劳工殉难者慰灵祭》，凤凰网，https：//news.ifeng.com/mainland/200908/0808_17_1291422.shtml。
刘军国：《中国被强征劳工死难者追悼活动在东京举行》，《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