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威让位于专业人士

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教育所强调的家长绝对权威，伴随现代儿童观的建立和教育的专业化发展逐渐消解，教师、社工、儿科医生、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树立起新的专业权威。美国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A.泽利泽（Viviana A.Zelizer）发现，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儿童生命出现了“神圣化”的文化进程，儿童的情感价值成为占据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9]。与此同时，19世纪以来欧洲的自然科学领域取得长足进步，为人们以科学实验方法来研究儿童奠定了基础，促使儿童研究运动在欧美广泛兴起。儿童研究运动培养了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等一大批儿童研究的专业人士，他们开展多学科的合作与整合来获取关于儿童的科学知识，并应用到儿童养育实践中。

当科学育儿成为主流话语，教育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家长必然高度依赖专业机构和专家知识，传统社会依据习俗和经验开展的家庭教育逐渐被边缘化。有研究者对中国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1980年以来相关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发现杂志通过呈现大量心理学专业知识，构建起育儿的专家知识体系，进而建构出的合格母亲就是依照科学知识亲自养育孩子的母亲^[10]。另一项对山东某平民家族100多年来养育实践的研究发现，传统社会依赖共同体传播和实践的育儿经验基本已经“失传”。由于缺乏生活在村落、家族中的经验，年轻父母们难以从生活中获取育儿知识，因此他们在育儿时崇尚书本和科学知识，家庭教育呈现出专业化、外包化的特征^[11]。这种专业权威取代家长权威的负面结果，就是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所担忧的“父母功能被侵占”（appropriation of parental functions），即教育者、精神病医师、社会工作者、刑法学家等专业人士替代了父母，造成父母权威的旁落^[12]。